《史记》中的刺客形象解析

第8讲《史记》中的刺客形象一、刺客的几种形象二、刺客产生的历史背景三、“士为知己者死”的解读四、司马迁寄寓的社会理想一、刺客的几种形象（一）高超的武艺和技巧。（二）缄默寡言却刚毅的性格。（三）一诺千金、忠于知己的道义精神。（四）九死不悔的刺杀勇气和气概。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分裂的政治局面促使诸侯贵族们展开了激烈的人才竞争，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更唤醒了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愿望和自尊意识，这其中自然包括着刺客这一特殊的群体，刺客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中应运而生的。（一）贵族养士之风的盛行二、刺客产生的历史背景侠义复仇的形式也开始多样化：替亲人复仇、替朋友复仇，替恩主复仇等。曹沫之劫持齐桓公，使之尽数归还所侵得的鲁地；专诸刺吴王僚，使公子光合法继位得以实现；豫让的行刺赵襄子，是为恩主智伯报仇；聂政杀死韩相侠累，乃是为严仲子埋怨；荆轲的行刺秦王政，也是为了酬报太子丹恩遇。（二）侠义复仇观念的出现汪涌豪曾提到，这个民族的整体充满一种任强尚力的原始激情，因崇拜英雄造致的神秘狂热，竟使这崇拜以极大的张力，延伸到民族文化的每根神经。“反抗强暴”并非一定是刺客的自觉主观意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特别是曹沫和荆轲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了“反抗强暴”的意义，是那个刀光剑影的大变革时代衬托了刺客的形象。（三）反抗强暴的英雄意识从地理环境看,一般北方边地和少数民族有部分交流的地方多有一种侠气。从人文环境看,在人口密集和流动性大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孕育强悍好斗，刚烈竞争的习俗，也会促进任侠尚武、恃力好强风气的蔓延。（四）地理与人文环境因素三、“士为知己者死”的解读“士为知己者死”，是知恩图报的升华，也可以说是它的极端形式，这也是《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一）“士为知己者死”溯源“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孝经·谏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左传·昭公四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士为知己者死”最早出于《战国策·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1)“士”本身有本领，这才能有知遇的可能。(2)“士”还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无牵挂。（二）“士为知己者死”的前提(1)士为知音者死；(2)士为知遇者死。（三）“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四）“士”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五刺客中，除了曹沫本为鲁将，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外，其他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闾巷之人。根据马斯诺著名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受到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也就是为保障生存的物质需求。所以，从“人性基本层次”来看，五刺客对生存的物质需求显然是必要的。从人的需要理论来看，刺客与贵族之间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论是纯物质的还是既有物质又有精神的都是符合人的基本需要的，人既需要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也需要来自外界的重视。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刺客们来说他们希望被人发掘，渴望能有赏识自己才能的伯乐出现，渴望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需要来自上层的重用，并由此以昂扬的战斗精神来高扬自我的价值。《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刘鄂《老残游记·序》)《史记》刺客、游侠诸传，极形容之所事，史公意有不平，故为此激宕之文，非后人所当仿佛者也。(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四、司马迁寄寓的社会理想司马迁：“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望也哉!”这个“义”归根到底是通过刺客的“士为知己者死”体现出来的，当然，“士为知己者死”也是司马迁的人际关系理想，也是客观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对于人际关系的普遍理想，因此也打动着中国人的心。顾炎武《日知录》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马迁无疑是于叙事中寓论断的高手，在《刺客列传》的记叙中，蕴含了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寄寓了作者对对人际关系的“真与善”的追求。谢谢！2015.12.19.第9讲预告：《史记》中的门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