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不起眼的边缘“投稿家”读沈从文《从现实学习》

做个不起眼的边缘“投稿家”——读沈从文《从现实学习》1946年，内战的爆发使中国再次落入空前的民族灾难之中，继续折磨着中国这块不堪苦难的土地，打破了所有中国正义知识分子那种峻急焦躁的“和平建国”的美梦。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内心的杞忧与日俱增，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沈从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11月3日和1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4、5期，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针对文坛有人批评沈从文不懂“现实”、追求“抽象”，落后于时代，沈从文写作了该文，“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结合人生经历和现实政治谈论了他对文坛现状和“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表明了他对文学和作家的见解。历经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和抗战后的国内战争，沈从文对“现代政治”极度不信任。他说：“３０年来的现代政治，８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好像“终无从消失”。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大小政客们都在为追求权力而牺牲着他人的生命，形成一种“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影响及整个社会，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庸俗的功利主义心态之中，争名夺利，虚伪造作，相互倾轧，浮躁浅薄，势利狭隘。在此不祥的国家局势下，沈从文说：“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对此，沈从文极度焦虑。出路在哪里？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和“学术自由”之上，认为只有两者完美结合才能重塑健康向上的“国民性格”。他说，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而“学术自由”可以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空气中”去掉“依赖”的习惯，检讨现实，敢于怀疑与否定；使青年一代有能力“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并且用“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而谁能贯彻和维护“学术自由”的精神呢？在沈从文看来，恰恰是那些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就是国共两党外其它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士，超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之外，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力量。而沈从文就是要做这样一种自由知识分子来实现自己的民族担当。在对国共两党政治不信任这一点上，沈从文与“第三种”力量属同一思潮。但沈从文反对以派别反派别，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派别与集团活动。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这种观念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２０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沈从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合众数，坚持独异，始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正义和良知。在他看来，“在对现实濒于绝望情形中，作家因之也就特别取得群众真实的敬爱与信托。”因此，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超越个人的世俗功利而去努力创作出至善至真至美的作品来。与文坛上许多所谓作家醉心于当“政治家”、“革命家”、做“委员”、做“部长”不同，沈从文依然坚持做一个不起眼的边缘的“投稿家”。当俗众们嘲笑他落后迂执、书呆子气的时候，他则悲悯他们人生的空洞。他说：“在革命成功热闹中，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用一种新的分配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现实政治和抽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当时情形是一个作家总得和某些方面有点关连，或和政治，或和书店——或相信，或承认，文章出路即不大成问题。若依然只照一个‘老京派’方式低头写，写来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顾当然无出路。且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既已感染到作家间，于是流行一种现实争斗，一律以小帮伙作基础，由隔离形成小恩小怨，对立并峙。或与商业技术合流，按照需要，交换阿谀，标榜同道，企图市场独占。或互相在文坛消息上制造谣言，倾覆异己，企图取快一时。……对于文学，由这些人说来，不过是一种求发展求生存的工具或装饰而已。”把文学看做工作或装饰，贻害无穷：文学自然无从发展，创作空洞乏力。文学集体成为争名夺利、宣传打哈之集体。“一切如戏，点缀政治”，文学沦为庸俗的奴隶、“现实政治的清客”、“普通社会的交际花”。在沈从文看来，这就是当时的文坛空气，所谓“民族文学”、“报告文学”即其产物。“文学既离不了商业竞卖和政治争夺，由切实工作转入宣传铺张，转入死丧庆吊仪式趋赴里，都若有个夙命的必然。在这个风气流转中，能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的作家，自然即无望产生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这样的作家当然也就不能促成社会向善向上发展，反而会为社会种下诸多的恶果，故而自然也就称不上一个合格的作家。当很多人以作家之名行非作家之事的时候，沈从文依然保持单纯和严谨，“和那个少数（真正的作家）争表现。”在他看来，作家“本无足贵”，处在权力和世俗功利的边缘地带，它的独特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产生作品。作品亦未必尽可贵，可贵者应当：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出个较高的标准，创造点进步事实，一面以刺激更多执笔者，有勇气，得启示，能作各种新的努力和探险，一面且足以将作品中浸润寄托的宏博深至感情，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因此，作家不能匍匐在那些世俗功利的石榴裙下，而必需“长时期沉默而虔诚的有所从事，在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上，和优秀成就上，都有同样足资模范的纪录。”而对于文学的自由发展，沈从文所要求于政府的，很简单，无非“十足的自由”而已，政府应听任文学“在阳光和空气下自由发展”，否则，文学无进步可言，只会有“活泼背后的空虚”。与当时普遍弥漫的意识形态和世俗功利主义的姿态不同，沈从文的作家观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以审美中心主义作为定位，以利他原则提升读者的审美体验，净化文坛的空气，进而重塑国民的精神。在混乱的中国，他说：“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无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而“在习惯上，在事实上，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还就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一个作家之所以可贵，也即是和这些人（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努力探寻学习的专家学人）取同一沉默谦虚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这就是沈从文素朴的文学信仰，一个完全来自于内心理性和情感的真诚文学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在此时已经慢慢被政治等世俗功利主义挤向绝境了。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康德墓碑上的铭文吧，“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覆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从世俗功利的角度看，八十长寿的康德一生平凡、刻板，名誉、权力、利益、爱情……，世人渴求的一切都与他终身无缘。海涅甚至下结论说：康德没有什么生平可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构筑起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神圣的哲学殿堂，光照人类文明进程近三百年。对此，歌德感慨道：“当你读完一页康德的著作，你就会有一种仿佛跨入明亮的厅堂的感觉。”不仅康德，几乎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人和文学家都如此，他们超越着世俗的功利创造着生命的非凡与永恒，胜过所有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文学信仰，才成就了沈从文文学品质的卓越，滋养着我们本已瘦弱的生命；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学信仰在此后社会中的绝境状况，“超越沈从文”也就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这些人子们自此生活在一片“贫瘠的星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