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

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应该根据“一个社会产生的需求，塑造的国民性格”，而不是“满足当时人们需求的效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市场经济的未来，肯定不仅仅是一场资本的盛宴。中国的未来，企业家不应缺席。作者：本刊记者杨军来源：南风窗日期：2014-06-04浏览：5578收藏在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在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之后，都没有人能预见到中国的未来会是现在，可能很多人看清楚了方向，但是中国市场化转型之快和面临的问题，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称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在这故事中，企业一定是主角之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走到现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的变迁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佳样本。艰难生长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1978年，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起点应该是1984年。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经商的热潮。这一年，诞生了联想、万科、海尔、招商地产、上海大众等著名企业。这一年，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乡镇企业。这一年，马胜利开始了他的承包之路。这一年出台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超越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界限，这是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大突破。劳动部决定把1984年工资作为以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刚组建完毕的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一年，是中国企业元年。上世纪80年代是万物初生的年代，一切都生机勃勃，这是一个绝对短缺的时代，到处都是市场空白，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挣钱。炸油条、卖小米粥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不用懂企业管理。很多人在这时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但是大浪淘沙，卖方市场很快转向买方市场，80年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人，到了90年代，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能持续掘金的，则是那些研究市场、逐渐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80年代也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全盛时期，涌现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平定模式等各种发展模式。在当时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下，乡镇企业作为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崛起，引发了许多讨论。其中魏茨曼和许成钢率先提出的“乡镇企业产权定义的模糊性”，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这模糊性在一开始使当地政府愿意支持，实际经营者也有积极性，但发展到后来，产权的模糊，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80年代末，出现两件对比鲜明的事件。1988年，当地乡镇企业的带头人鲁冠球用1500万向杭州萧山宁围镇政府买断他所在的万向节厂的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万向变成了民营企业，一度惹起诸多非议。但在90年代，浙江的乡镇企业开始普遍推进股份合作制。1989年，临沂罗庄镇的王廷江，将自己一手创办的私企罗庄镇白瓷厂无偿捐赠给村集体，成了集体所有制企业。他由此得到诸多政治资源，当了村支书，得到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接见，获得政府支持和大量的银行贷款，小小的企业成了华盛集团。两个企业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明晰产权，只是产权的归属正好相反，虽然后者并不符合市场方向。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乡镇企业迎来了又一次发展机遇，但随后几年，改制的压力越来越大。产权一直模糊的企业渐渐走向衰落。80年代的承包制也一度红火。代表人物马胜利，由承包100家亏损企业，让很多企业扭亏为盈，被邓小平接见，风光无限，到集团被迫解散，只用了不到10年。承包制实际上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同样的产权不明晰，引发政府和承包方的利益冲突。马胜利自己说：“承包制对市场经济是不适应的。”这些一度兴盛的企业模式，虽然并不适应市场经济，只是过渡模式，但它们让走过计划经济的国人开始明白市场是什么，让一批企业人有了最初的市场意识。但另一方面，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给政治特权阶层提供了轻松赚钱的机会，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官倒盛行，反对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改革中新出现的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压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通胀，到1988年，通胀已经高达两位数。1988年9月，为了控制通胀，中国启动了紧急财政紧缩方案，其中对一些与私营部门有关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压制。短短一年，私营企业数量从20多万减少到9万多。企业的命运1992年，是中国企业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让之前所有的不确定开始有了方向。加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1992年，至少10万党政干部、科研院所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掀起了新一轮的经商热。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决定》只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现途径和如何操作，则无规可循。于是，民营企业家如冯仑、陈东升们开始了野蛮生长，国企则开始摸索着实行转制。朱镕基为市场经济初步扫清了外围障碍：国有企业从164个竞争性行业全面退出，转而增强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性行业的垄断地位。上世纪90年代，为现在的民营企业壮大打下了基础。许多地方开始把发展私营经济由个人行为、部门行为，提高到政府行为。国企转制掀起了又一轮争论，中小企业的改制被认为是迄今中国经济改革中力度最大的部分之一，因为它触及了经济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产权变革。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有学者称之为“冰棍现象”，国资全化没了。当时在政府官员中，似乎不乏激进派，“卖光县长”之类的称号名噪一时。不管过程存在多少问题，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企业终于成了“企业家的企业”。这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像所有的改革一样，总是有漏网之鱼，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对于效益不好的企业，其所属部门都想甩包袱，改革很容易，但效益好的企业，是上级部门的摇钱树，是他们的奖金池、小金库，当然不愿意放手。最后剩下一些比如生活用品之类的绝对不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没有转型成功。在转制时期剩下的企业，后来衍生出许多麻烦。从1984年中国企业元年之后，中国成长起一批“创业型国企”，这类企业从所有权上看一直是国企，但当年都是严重亏损或濒临倒闭的小企业，因为某个人而脱胎换骨，日益壮大发展成企业集团。还有一些是新诞生的企业，但是由体制内出资，名义上也是国企。当这些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产权的模糊让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难以公平分配，把企业做大的企业家，也得不到合理的报酬。这类国企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应该实行改制。这些企业因为巨大，非常瞩目，它们的改制，极其考验实际管理者的智慧。MBO方式应运而生。但是，管理层如何收购，国有资产怎样评估都缺少严格的标准，MBO几乎成了国有资本迅速转为私人资本的灰色通道。于是在90年代，一批人迅速暴富，一些人则因为同样的原因从人生巅峰坠落。郑俊怀用了20年时间，把伊利从一家注册资本40万元的小奶厂，带成了今天销售收入近百亿的中国乳业巨头，但是因为挪用公款进行MBO，2004年12月，郑俊怀被捕。他挪用公款的原因，是没有正当的资金来源。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2001年收购了广东科龙电器，顾雏军因此一举成名。借着国退民进的盛宴，顾借助资本市场把美菱、亚星、襄轴等一个个国企纳入囊中。因为虚报注册资本、挪用资金等罪行，2005年8月，顾雏军被拘。相比那些入狱者，联想的曲线MBO和TCL的暗渡陈仓，则用了变通的方式让资金合法化。1998年，当亚洲诸多国家为金融危机焦头烂额时，在中国正上演国退民进的大剧。在2001年入世之前，这是最后的野蛮生长时代。资本逻辑的冲击随着国企改革的完成和私营企业的成长，进入21世纪后，虽然对于民营企业，依然存在大量的行业壁垒和不公平待遇，但民营经济的分量越来越重，财富精英已经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一起，成为中国改革的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企业家群体，从最初的找不到存在感和归属感，变成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历经风雨活下来的企业和企业家，在成为现代企业并成功把企业做大之后，开始能看见国际上那些跨国公司的背影。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无到有，迅速地成长起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实际上为产权改革明确了新思路。国资委成立，标志着一轮改革的终结。自此，中国企业走上了康庄大道，90年代喧嚣一时的“企业改革”字眼几乎不再被提起，最难的产权问题不再困扰，企业开始从野蛮生长转向优雅生长，与国际接轨。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只是慢慢熟悉了市场机制，但并没有习惯西方的商业伦理。本世纪初，“新浪王志东辞职”事件一石惊起千层浪。王志东是新浪的缔造者，董事会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他亲自迎进来的，但是，这些董事会成员后来联起手来驱逐王志东。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在新浪网突然宣布王志东辞职后，王志东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蜂拥而至的媒体宣布他没有辞职。王和董事会的矛盾曝光之后，当时的舆论几乎全部倒向王志东，董事会这种“忘恩负义”的举措，在重情义的东方商业伦理中是天理难容的。但在资本看来，身为CEO的王志东经营不善，没能保证股东利益，换掉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人民，终于习惯了市场机制，却没能明白资本的理性和势利。始于2010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黄光裕和陈晓的国美争夺战，再次冲击了人们的思维。黄光裕是国美的创始人，陈晓和他关系很好，被他请去做管理者，黄光裕身陷囹圄之后，陈晓接替他任国美的董事局主席。这时，陈晓和黄光裕在企业发展上出现了分歧，陈晓认为自己应该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黄光裕负责。企业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的矛盾浮出水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很多都类似于家族企业，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便不再是个人的。创始人和企业的关系、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等等是一道待解的难题。像麦伯良和王石那样集企业元老和职业经理人于一身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对于做大的家族企业来说，接班问题是另一个难题。按中国的传统思维，他们希望自己的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孙，但这些“富二代”们，又不一定有才能，未必服众。年轻的接班人和企业元老之间的摩擦是不习惯资本逻辑的中国商人难以承受之重。中国的市场经过30年发展，虽然曲折往复，但一直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立体，市场已经形成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已成定局。大历史的关口纵观中国30年的社会变迁，两条线并行其中。一方面，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每一个政府文件都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这是一场政府推进的改革。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以不可遏止的力量野蛮生长着，用现实催生着政府的改革意愿。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政府和企业再次握手言欢。当政策给民营经济创造了合适的环境，当诸多民营企业家已完成自己的财富梦想，中国这场偏重于实用主义的改革也走到了历史的拐点。正如科斯所说，由于经济本质上是人们谋生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国民性格的烙印。弗兰克·奈特提出，应该根据“一个社会产生的需求，塑造的国民性格”，而不是“满足当时人们需求的效率”来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市场经济的未来，肯定不仅仅是一场资本的盛宴，当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追求生产力、创新和价值观。中国的GDP在超过日本之后，很快又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当它们成为超级大国的时候，它们拥有雄霸世界的企业，有大量改变人类生活的新产品，有文化企业的价值观输出。而中国，即使现在，生产力在全世界也只能排到中游水平，遑论其他。政策在慢慢转向，从内外企待遇一样，到不再单纯地引进外资、开始重视核心技术，到消灭坏的市场经济，再到发展文化产业、注重文化输出。这时候，企业和企业家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在中国国际地位和国民性格的塑造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财富不只带来地位和荣耀，也带来责任。得其利者，必负其重。中国故事还远没有讲完，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口，中国的未来，企业家不应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