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

上交大徐飞：东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特质比较——兼论跨文化领导力——————————————————————————————————————————————————:40作者：徐飞来源：本站原创一、东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在本文的比较研究中，试图系统而简要地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些差异，才能正视这些差异，才能为解决因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寻到一把开启的钥匙。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中国魏晋玄学所谓“玄冥之境”、“玄同彼我”、“与物冥合”，即是要消解我与物、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打破“主客二分”。西方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看成是独立存在，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即便讲整体,也是二者合并,而不是二者融为一体。在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闻、问、切，从总体上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一个被外科收留的患者，最有可能得到的建议是做手术。尽管从基于中医理念的现代系统生物医学的角度看，对该患者而言做手术未必是必须的，也不见得是首选的，更可能的情形是，做手术其实不是最优的。2．和合与分别、“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指出：“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古代）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dualism）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斗争哲学乃至战争哲学，是“黑白思维”或曰“0－1思维”。“黑白思维”强调二分法，在其中只有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个命题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世界被分裂为主观与客观、观念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内容与形式、知与行、真与善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因素，人被析解（二元裂变）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与世俗、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这种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基本的思维方式。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灰思维”（黑、白不过是灰的两极）或曰“正、反、合思维”。在“灰思维”中，强调“一分为三”，世界被区分为道、器、象三个方面。除正命题和反命题外，还有合命题。既有“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3．逻辑与直觉、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r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觉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擅长思辨，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的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运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基于形式逻辑的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4．线性与非线性、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实证与意象、左脑与右脑。西方是线性思维，从问题到方案，从现状点到目标点，两点一线，直截了当。同时，提倡和推崇将解决问题的方案结构化，对问题的处理追求制式化、格式化、编码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流程化，注重实证。东方属非线性思维，崇尚含蓄婉致，以曲为美。思考问题时，往往不是基于写实的具象，也不是形而上的抽象，而更多的依靠需参悟的意象和心像。东方鲜有结构化、体系化、范式化的知识系统，甚或“述而不著”，相当一部分知识属“隐性知识”（如果把条理化、结构化的知识叫“显性知识”的话），多靠体悟，不假言说，甚至不可言说。与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东方思维还有一种重顿悟、轻实证的倾向。根据美国R·W·斯佩里教授（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关于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左脑主要负责处理线性的、清晰的、确定性的、因果性的、结构化的、连续的、具象的、逻辑的问题；而右脑主要负责处理非线性的、模糊的、随机的、不确定性的、非因果性的、非结构化的、突变的、意象的、直觉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知，西方擅长用左脑进行思维，而东方则工于用右脑进行思维。5．定量与定性、节奏与旋律、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注重把握事物推进的节奏。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注重“定调”和弘扬主旋律，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不太关心“做了”什么，也不关心动机如何，而在乎“做成了”什么；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成就和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whathe/sheis），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whathe/shedoes）。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特征，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做事的过程和人际关系同样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常看重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二、东西方文化特质比较1．方与圆、术与道。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觉融通，于人方便于己方便，讲情面，注意换位思考，为人低调，内敛、矜持、含蓄、谨慎。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率性而为；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概而言之，在做人做事方面，东方多阴性色彩，西方多阳性色彩。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甚或学术，亦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做事能力，即“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rightthingsri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知识管理（KM）、外包（Outsourcing）、客户关系管理（CRM）、标竿管理（Benchmarking）、企业流程再造（BPR）、大规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特许经营（Franchising）、数据挖掘（DM）、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价值链分析（VCA）、供应链管理（SCM）、商业智能（BI）、六西格玛（SixSigma）、平衡计分卡（BalancedScoreboard）等等，就是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在东方的语境下，“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则，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是可学可教的，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2．求真与务实、本原与终极。如果把“求真”视作“学以致知”，而将“务实”视作“学以致用”，那么相对而言，西方人求真，东方人务实。西方思维里有一种传统，就是高度关注“精神性”，追求“本原性”，倡导学以致知，为学问而学问，凭着自己的真性情、好奇心，甚至仅仅因为爱好或有趣，不断追问，不遗余力地探究人生的根基、事物的本原。牛顿寻求“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探究“统一场”就是极好的佐证。东方人强调务实，做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终（终极）得到的现实效用和利益。《九章算术》的影响力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推动力之所以不及《欧氏几何》，很重要的原因是《九章算术》止于实用的层面，未能透过实（应）用进一步构建“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和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众多的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理论层面的成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实用、效用思想的又一体现。3．自然性与神性。东方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达数千年的农耕（自然）经济，使其先民们意识到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因而十分看重自然性。这里的“看重”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反朴归真。其二，师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三，顺其自然，推崇水到渠成，因势利导，乘势而上，自然而然，无为而为，在管理中强调“没有管理的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神性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占有重要地位，法律和宗教在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全球咨询业巨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比例相当高的各类在职科学家）有宗教信仰。爱因斯坦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宇宙的宗教”，并说该宗教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之所以谓之黑暗的中世纪，就是神性压制了人性，神权压制了人权。文艺复兴后，宗教对整个西方系统仍然发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正如何怀宏在《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所说：现代西方文化主要的源流有两支，一是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文化；二是基督教启示的神文化。4．点头文化与摇头文化。东方（古时）的书是竖排的，看书时从上到下又从上到下（点头）；西方的书是横排的，看书时从左到右又从左到右（摇头）。西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不（Whynot）”？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若不这样有什么不可以？！西方思维具有发散性、开放性，求异性和批判性，批判性是西方科学精神里最宝贵之处，质疑、反省、检讨、追问、解构乃至否定几近一种自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破除学界之奴性”（笛卡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罢”（但丁）、“上帝死了”（尼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格鲁夫）等，是西方世界不同时期惊世骇俗的名言和振聋发聩的呐喊。西方人勇于探索，敢于标新立异，质疑问难，敢于挑战前人、智者的定论，不肯向任何外来（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的压力屈服。东方人典型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Why）”？当问为什么时，发问人虽然也有困惑或怀疑，但潜意识里其实大体上已基本认可了被告知的事实，只不过通过发问进一步求证，讨个说法。东方人思维上趋于认同性、收敛性、封闭性、稳健性，比较缺乏颠覆性、突破性和冒险性；政治上强化一元化和权威性；行为上推崇听话、追随与服从，某人一经定位，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