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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汉学研究冯伟娟13987426070fwjfighting@163.com国外汉学研究参考书目《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徐典主编,中华书局,1995《中西文化交流史》沈福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上、下)李学勤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汉语研究小史》王立达编著,商务印书馆,1963《汉语研究在海外》石锋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石锋主编,语文出版社,1995《海外汉学研究》刘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海外汉学资源调查录》汉学研究服务中心,1982《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升译,中国社科,1998《德国的汉学研究》张国刚,中华书局,1994《瑞典汉学史》张静河,安徽文艺,1995《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徐典主编,中华书局《日本汉学史》李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比较文化学》方汉文,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课程要求不定时打考勤每两周一篇读书笔记课后作业考试课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作业导论一、汉学的概念(一)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史上,有汉学和宋学,汉学重于考证,宋学重于义理。(二)汉学与国学汉学: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国学: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三)汉学与中国研究(中国学)汉学:Sinologysino-这一前缀来源于“秦”,是“中国”的意思。中国研究(中国学):ChineseStudies研究重点从历史到现实的转变,是传统汉学研究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研究的主要表现。过去,海外学者对我国的研究统称汉学(Sinology),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那种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中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传统。而8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则日益转向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汉学研究显然不能包含上述转变的意义,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研究”。如何理解“汉学”一词法文sinologie英文sinology词根都是“sino”乃“支那”的音译,“支那”是古印度梵文对中国的称谓(即指“秦”,英语译为“china”)为什么不翻译为“支那学”?汉学大概定义为外国学者(包括华裔)对古老中国历史、文物、制度、文学、语言、风俗民情之类学问、问题、现象的研究。“汉学”的“汉”怎么理解?古代中国汉族语言文学表达的资料二、汉学的确立与发展(一)16世纪开始,传教士为西方的中国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二)19世纪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正式成立,代表事件是1814年法兰西学院在全欧洲首次开设汉语讲座,聘请雷慕沙担任教授。(三)19C末---20C初,汉学相继在各国确立并真正发展,著名汉学家大量涌现。(四)20C,尤其是二战后,汉学纷繁多变,迅猛发展。1美国汉学的崛起2传统的汉学转向“中国研究”3国际汉学的“四分天下”(西欧,美国,日本,苏联)上编国外汉学的滥觞和酝酿(从古代至18C世纪)第一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第一节概述一、朝鲜据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称,中国文化至少在朝鲜的三国时代(公元1C--公元7C高句丽,百济,新罗)已经正式被接纳并保留下来汉字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战国时代就已经传入朝鲜,汉字传入朝鲜府,儒学也传入了朝鲜。标志是高句丽第17代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建立儒学教育机构——太学。开设的课程:《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二、日本儒学传人日本最初不是从中国直接传入,而是通过朝鲜传入的。日本直接从中国传入儒学是于6世纪后半期的推古天皇时期(562—628年)。日本派出了多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大批汉籍于是进入日本,儒学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后很快被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修己治人的思想武器推到正统的地位,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儒学传入日本时,日本尚未确立封建社会制度,统治阶级更倾向于尊崇佛教和神道,儒学也只能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并不占主要地位。儒学占主要地位是江户时代的事。朝鲜全面地接受了儒学的宇宙观,儒学宇宙观的核心天命观与朝鲜固有的信天思想结合而成为朝鲜的正统观念,“敬天命”、“畏天命”是当时朝鲜人的基本信条。日本则只接受儒学宇宙观中的“天人感应”说,因为这和日本固有的创世神话有契合之处,因此日本对汉代的谶纬神学和阴阳五行说很是信服,非常相信天象能预兆吉凶祸福。朝鲜完整地接受了儒学的伦理思想,模仿“三纲五常”论提出了“三纲五伦”论,——人民的道德规范,将孝道提到伦理道德的核心地位,强调孝道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准则。日本对儒学的伦理思想只是部分吸收,也多加变异,日本将儒学的伦理观与武士道相结合,变异成“忠为孝本”、“忍为孝先”,以能否以“阵勇”为主人在战场上拼命为大忠大孝的最高标准。朝鲜和日本在社会思想和文化教育诸方面有共同性首先,儒学都先后成为两国政治思想的理论。其次,教育方面的共同点更为明显。朝鲜设“太学”,建“五经博士”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是按照儒学教育思想建立的,在首都建立大学,专门招收贵族子弟进行教育,在地方设立国学。皆以儒学经典为必修课。教材为《诗》、《书》、《礼》、《易》、《春秋》《文选》、《尔雅》、《公羊传》、《榖梁传》等。再次,朝日两国的文字皆源自汉字。最后,朝日两国的文学皆受到了汉文学的影响。朝日两国文学受到汉文学的影响从上古到近世,朝鲜历代文学都深深打上了汉文学的烙印。最著名的是崔致远。“四大诗人”声名尤为显赫:新罗的崔致远被誉为“东方文学之祖”,高丽的李奎报被誉为“朝鲜李太白”,高丽的李齐贤被誉为朝鲜“汉诗宗”,朝鲜的申纬被尊为朝鲜的“诗佛”,相当于中国的王维。日本至奈良时代,贵族知识分子将唐代文学大量引进日本,日本的散文和韵文都受到了汉文学的影响。散文如《日本书纪》模仿荀悦的《汉纪》;韵文《怀风藻》受六朝到唐初的骈俪文影响很深;诗歌集《万叶集》依照中国五言诗七言诗的样式写作而成;僧侣空海《文镜秘府论》成为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诗的津梁。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成了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就更加广泛深入了。三、印度公元1世纪后中国和印度已经有了直接接触,到了唐代两国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玄奘赴印游历多年归国后,除了将佛经译成汉文外,还将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如今印度老子《道德经》不仅有英译本、印地文译本、乌尔都语译本还有盂加拉文译本。中国的丝绸、养蚕法,纸和造纸法,瓷器和造瓷术,早就传入了印度。但是古籍是否已在古印度时传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印度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小得多,汉学研究更是晚得多。第二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受容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种认识、接受、变形、受容的动态进程。中国古代文化以文献典籍作为载体,以人员交往作为桥梁东传。一、飞鸟、奈良时代飞鸟时代(593-710年)日本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确定的时代,也是日本社会变化相当剧烈的时期。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日本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中有关于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在公元3世纪已经传入了日本列岛。用汉字写成的史书《日本书记》也可看到中国儒学典籍东传的痕迹。在此两个时代之前,汉籍东传日本的范围相对狭小,有《论语》、《千字文》等,到了7世纪初,范围就扩大了。在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得到有力的证明。本世纪以来在奈良地区开掘出来的木简残片也是有力证明中国典籍在日本传播的证据。人种的交流来实现中国文化典籍的东传,中国大陆向日本移民。日本第一本书面文学集《怀风藻》,也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反映了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巨大影响。二、平安时代(794-1184年)日本封建社会纵深发展的阶段,相当于中国的中晚唐至南宋。贵族知识分子在中日双方的文化传播和受容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汉籍东传的主要形式是日本贵族知识分子在中国寻访书籍,然后运回日本本土。以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为代表。日本高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论述汉诗创作方法的著作,成为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诗的津梁。大型汉籍类书《秘府略》僧侣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传播佛教典籍。鉴真及其弟子思托。三、五山时代13世纪—16世纪前两个时代以王朝都城所在地命名,五山时代是个文化史概念。五山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基地,南宋时江南禅宗定临安径山万寿寺、北山灵隐寺、南山净慈寺、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和太白山景德寺为“五山”,日本依仿“五山”的名法定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为“五山”。僧侣阶级主宰文化。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把茶种及喝茶之风引入日本。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道学为主的新儒学(宋学)。“汉籍和训”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按照训诂意义标注日本假名,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节高丽朝末期与李朝初期的汉学一、概述15世纪中叶前,朝鲜人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书面语完全用汉字和汉文。公元1444年,创制正音文字,1446年颁布实施《训民正音》但汉字依旧在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通行,直到1894年“甲午更张”后,李朝高宗发布赦令,立谚文为正宗文字,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之后,汉字被彻底废除了。古朝鲜出版了很多译学书,即汉语教材,便于人们学习汉语。译学书的代表有《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训民正音》颁布后,大兴朝鲜语翻译中国书籍之风,用谚文注解汉文的翻译形式叫做“谚解”。二、诗歌评论古朝鲜文人对中国诗歌的批评,散见于各种诗话中。高丽末期李仁老《破闲集》为“诗话”文学著作形式的开山之作。品评方式主要是摘句举篇,供人品第;常以中国诗作比,或以本土诗比中国诗。三、崔溥的中国行记《飘海录》古朝鲜最早的一本中国行记专著。四、退溪学派与粟谷学派的性理学李滉(号退溪)退溪学派在研究朱子学基础上,创立了以主理为特征的朝鲜性理学思想体系。李珥(号粟谷)粟谷学派主气为特征又一个性理学思想体系。第二章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中国很早就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在16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只是感性阶段;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也就是东方航路开辟起,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才上升到理性阶段。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期,直到文艺复兴,前后约有2000年的历史,才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可以分为三个认识阶段:1.脱离半神话状态(13世纪以前)2.全面地介绍了解真实的中国(13、14世纪)3.追随东方之光时期(15、16世纪)第一节概述印度人称中国为“支那”,西方人则有他们自己的称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两个系统。一是赛里斯(Seres)、赛里加(Serice)系统,传自陆路,时代较早。赛里斯指中国人,赛里加指中国之地。二是秦(Sin,Thin)、秦尼(Sinai,Thinai)系统,在秦统一中国之后,传自海路,时代较晚。秦,中国的地方,秦尼,中国老百姓。神话色彩很浓厚。西方人最早有关中国的记载是公元前400年(周安王时)一个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克泰夏斯的《旅行记》在1世纪前后国外关于中国的情况主要是诗学者和商人们留下的。克泰夏斯之后,最早记载中国的是另一个希腊人斯脱拉波。他是第一个真是记载中国事情的西方人。稍后有古罗马文学家佛罗鲁斯、地理学家梅拉、博物学家白里内。公元6世纪上半叶以误传误的情况有所转变,蚕种进入罗马。科斯麻士的《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很大的突破,从半神话中摆脱出来。从7到12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介绍并没有中断,这一时期主要通过阿拉伯著作来获得。班哲明的著作有一定影响,著有《游记》,其中提到中国。第二节13世纪东来的旅行家和传教士一、西方人开始全面了解中国13世纪,马可波罗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进入高潮期。推动高潮的两件重要事情:成吉思汗的西征,罗马教廷发动的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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