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

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Normal07.8磅02falsefalsefalseEN-USZH-CNX-NONE/*StyleDefinitions*/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name:普通表格;mso-tstyle-rowband-size:0;mso-tstyle-colband-size:0;mso-style-noshow:yes;mso-style-priority:99;mso-style-parent:;mso-padding-alt:0cm5.4pt0cm5.4pt;mso-para-margin-top:0cm;mso-para-margin-right:0cm;mso-para-margin-bottom:10.0pt;mso-para-margin-left:0cm;line-height:115%;mso-pagination:widow-orphan;font-size:11.0pt;font-family:Calibri,sans-serif;mso-ascii-font-family:Calibri;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minor-latin;mso-bidi-font-family:TimesNewRoman;mso-bidi-theme-font:minor-bidi;}中国佛教传统文化之反省陈兵教授佛教在输入中土的漫长历程中，以其智慧甘泉源源不绝地滋润中华大地，逐渐渗透中国文化的深层，在化中国的同时将自身中国化，形成了中国佛教独具的传统。传统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具有不易随时代变迁而改换丧失的惰性，成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不仅决定着当今、未来中国佛教的精神、性格、形态及弘传的深广度，也成为决定当今、未来整个中华文化风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值此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总结一下中国佛教的传统，冷静地辨清其利弊，对于佛教建设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何为中国佛教传统关于中国佛教传统，国内外学者早已有所总结。如日本佛学家木村泰贤在其《大乘佛教思想论》第二篇第三章比较印、中、日三国佛教，总结中国佛教的主要特质为三点：一、大乘为本位，小乘被认为乃权巧方便；二、通过判教，于众多大乘经中选取一种，自由解释发挥而开宗立派；三、佛教义学、禅观及戒律之隆盛，使中国佛教成为山林僧侣的专利品，虽然特重大乘，“而有几分小乘的色彩”。旁观者清，木村所举三点，无疑是中国佛教明显可辨的主要特征，可看做中国佛教的主要传统。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内不少大德、学者曾反省佛教历史，总结中国佛教传统。如太虚总结中国佛教有本佛、宗经、重行三大传统，指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可谓慧眼独具。赵朴初于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提出应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农禅并重的传统、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1)。这三大传统，系针对中国大陆佛教现状，适应社会对佛教的要求，强调佛教界应着重发扬的传统，并非从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角度，对中国佛教的传统所作的全面总结。笔者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一文中(2)，总结中国佛学的成就与特点为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判教的高度智慧、对圆深义理的圆满阐发、简易切实的圆顿修持法门四个方面。这四方面仅是就中国佛学——即教义、思想学说而言。若就佛教全体来讲，笔者以为中国佛教主要的、应当正视的传统大略有以下五大方面：一、畸重出世间的传统原始佛教固然以超出世间、证入涅盘为终极旨归，但也相当重视人间的伦理政道、社会教化，可谓世、出世间并重。至部派、大乘，才忽略、淡化了佛陀教法中十分重要的人天乘世间法，畸重出世间的一面。印度大乘佛教，便未能将利乐众生之旨融入世俗生活，实际是“教在大乘、行在小乘”。承印度大乘宗风，填补中国本土文化乏出世间超迈精神、忽略个人终极关怀之空缺，中国佛教一直畸重出世间，将自家的宗旨和角色界定在解决个人了生死、出世间的宗教需要之范围，至于世俗生活的指导和社会的建设，则由本土极富入世精神的儒家来承担。佛管出世，儒管治世，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多元文化格局中各家角色的基本定位。佛陀教义中本有的人天乘伦理政道思想和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被遮掩、忽略，普度众生、利乐有情之旨主要表现为放生鱼虾和超度死人，佛教徒和社会人士所理解的学佛，往往是看破红尘，视名利权位、妻儿家业如草芥粪土，消歇世俗的进取心，专志修行了生死，最彻底是出家披剃，遁入山林。学佛即是出家做和尚尼姑，成为许多人对佛教的误解。就连潜心研究过一阵子佛经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也憎恨虽学佛而做得不彻底的居士们。出家僧众尤其是高僧，自然成为佛教的代表、主导，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众护持佛法，成为公认的僧俗职分。佛教之盛衰，往往可拿僧尼之人数来衡量。学佛，对在家居士来讲，实际上具体化为学僧尼，高者学僧尼之离尘出世，低者则仅学僧尼礼拜唱念的行仪。畸重出世间、出家，虽然突出了佛教本具的核心精神、终极宗旨，以对世俗文化的深刻批判和超越树立起令人高山仰止的神圣形象，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宗教需要，但也使佛教一直受到极重现世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之抗阻，被儒家人士所攻讦，蒙受消极厌世乃至“入家破家，入国破国”之讥，大大限制了其弘传的深广度。当僧尼队伍膨胀到影响国家利益时，佛教便为当局所不容。历史证明：佛教之隆盛至极（僧尼人数达极限)，往往便是毁寺逐僧之法难来临的前兆。二、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的传统佛陀教法，本有说法须“应病与药”的原则。传布于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介入本土多元文化竞争的中国佛教，从一开始便善于应时契机，尽量适应、顺应本土政治、文化。教义方面，高扬孝道，以佛教五戒和会儒家五常；契尚简易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之机，高度浓缩印度佛学，开创出即世俗生活而得解脱的禅宗，及普被三根、简单易行的净土宗；就本土儒、道二家共同探讨的心性问题，组建以心性为枢要的教理体系。这使中国佛教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华夏文化色彩。因应广大民众多神崇拜的低层次信仰需要，菩萨普门救度、有感必应的教义被凸显，祈祷佛菩萨赐以福寿康宁，救苦消灾免难，成为民俗佛教的基本内容。寺庙兼具神祠的功能，僧尼兼充巫祝的角色，各种满足世俗愿求的拜忏、斋天、施食等仪轨，编制颇为完美，应赴经忏，成为僧尼的一大活计。适应民众需求而极度世俗化的民俗佛教，扩大了佛教的传播范围，也使佛教容易招致低俗迷信之诮。在教制方面，中国大德敢于舍弃印度戒律中不适合中国环境的条文，取戒律之精神，制定出“百丈清规”等中国式规约，开农禅并举、僧尼劳动自养并在劳动作务中修持的生路。僧装、寺院建筑格式、佛像造型、梵呗唱赞等，也都具有不同于印度的形式和风格，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适应本土社会文化的传统，使中国佛教即便积习深重，也总是能本着契理契机的原则，适应社会变革而自行调整、变革，得以具有适应任何社会环境而生存传续的强大生命力。三、总持印度佛学而灵活发挥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使中国佛教大德祖师们具有极高超的总持智慧，他们不是像有些地区的佛教徒那样只是墨守印度某部派之传作烦琐机械的诠释、组织，而是纵观所能看到的全部佛祖经论和印度及其它地区的各派佛教，以如海肚量吸收消化，摄取其精华，契本土之机而抉择组织，灵活诠释发挥。诸宗通过判教，将浩瀚纷纭、千歧百异的印度佛典梳理得眉目清晰，层次井然；“圆融三谛”、“一念三千”、“六相十玄”等义，运用中国人特长的辩证思维，通过体相用之关系，将佛经中蕴含的深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发印度祖师所未发；禅宗则以独特方式高度浓缩印度佛学精髓，开出最适宜中土文化根机的心地法门，机用之活泼，禅语之玄妙，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睿智。中国祖师大德发挥印度经论虽然极其灵活，不拘于文字，却能紧握佛学心髓，深入阐发佛陀以如实智慧自知其心而当念解脱之精义，可谓极为善体佛心。四、本佛宗经重行、崇重高僧的传统中国佛教始终以作为历史人物的释迦牟尼为本师，为立教之本，以释迦亲口所宣经教尤大乘了义经为圭臬，继承了印度大乘成熟期的法统，而更为注重探本溯源于佛陀，与藏传佛教重师、重论的传统形成明显对照。本佛宗经的传统，使中国佛教有众目共睹的真理标准，能不断正本清源，保持佛陀教旨的纯洁性，不被适应某一时域的某个宗派之见所拘制，而直接从释尊教法中获得契理契机的依据，接上佛陀智慧的源头活水。中国佛教在阐发义理方面成果极其辉煌，而又始终强调解行相应，极重实修戒定慧，诸宗教义，多分源出禅观修持中的体悟。中国汉地僧尼，甚重恪守禁戒，独身禁欲素食，甘于清苦生活，僧侣带妻至今不得合法化。即在家居士，也多戒断肉食，其中精进修持不逊于僧尼者，至今尚比比皆是，这在全球大乘佛教界，是独一无二的。修行的楷模，是高僧。尽管中国老百姓对一般庸劣僧尼殊少恭敬，但朝野上下，教内教外，对高僧还是非常敬重的，当然此类高僧为数并不很多。教内外共认的高僧形象，大概是清高不俗，属中国朝野敬重的隐士、高士一流，贵门第或世俗的成功者出家，佛学、世学渊深，智慧超凡，道德高尚，慈悲谦和，真正看破红尘，不染世缘，视名利如梦幻、富贵如浮云，遁迹山林，超然物外，不臣天子，不事王侯，总之，其人格体现出佛教出世的精神，不被世俗的名利权位、声色犬马所污染。一个僧尼，若不脱俗气，便会遭人轻蔑。白居易赠宗密诗有云：“少有人知菩萨道，世间只是重高僧。”以山林高僧为人格楷模，僧俗共效，使中国佛教得以长保清净不染的超然气度，但也因此而冲淡了大乘菩萨道入世担当的精神。五、圆融、协调的传统圆融，是中国佛教诸宗共同尊尚的精神，被认为乃法界本具真实本性。圆融为周遍一切、融通无碍之义，被用作解决教义歧异及处理佛教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有包容一切、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等意蕴。运用于修持，圆融表现为真俗二谛、性相两面、生活与佛法、世间与出世间等关系的融通，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即日用为修行，便是世间与出世间、佛法与世法的圆融。运用于教义，圆融表现为诸乘诸宗歧义的融通，应病与药，观机逗教，方便虽有千殊，旨归终趋一致，诸宗融通、禅教融通、性相融通、空有融通、禅净融通、显密融通，于是成为大势所趋，诤论虽非没有，而结局往往是融通。运用于处理佛教与儒、道等外教及佛教与政府的关系，圆融表现为协调。尽管佛教与道教、儒者之间有过几次论战，但只限于口舌争辩，从未诉诸武力或借助王权动用武力解决矛盾。佛教大德们通过判教，认同儒、道之学中所含的真理，肯定其社会教化的功用，并常和会三家，引证孔、老之言。佛教与儒、道二家的关系，越到后来越趋融洽。对于政府，中国佛教界历来主动拥护，依国主而立法事，服从政府设立的佛教机构之管理，从不发动反政府活动，而且常为国祈祷，为国修法，佛教徒颇多参加救国护国的活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圆融、协调的传统，使中国佛教具有富包容性、宽和温顺的性格，得以协调佛教内外的各种关系，获得较为宽广的生存空间。此外，中国佛教还有重视慈善事业、注重佛教历史之记录编撰、善于与域外佛教交流并学习吸取其长处等传统。佛史僧传的丰富，域外取经求法之热忱，在世界佛教史上特为引人瞩目。中国佛教的这些传统，既本之于印度佛教，也是在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进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传统佛教之积弊长期积淀而成的传统，及既定的社会条件，使中国佛教形成了适应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之稳定模式，以这种模式从壮盛走向衰迈。随着历史列车的推进，传统模式渐显陈旧过时，弊病多端。蓝吉富先生将流传至近代的中国佛教模式界定为“明清佛教”，基本符合史实。明清佛教模式，固然由明清时代之中央集权、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