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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的英文原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四十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2004年1月6-7日)。对智力外流的再认识:中国的“移民选择”*崔大偉(DavidZweig)鍾少鳳(ChungSiu-Fung)CenteronChina’sTransnationalRelation†WorkingPaperNo.14‡TheHongK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ResearchGrantsCouncilofHongKong)和香港科技大学直接资助项目(DirectAllocationGrants)的资助。原文(英文)早先的版本曾提交2004年1月6-7日為紀念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成立40周年召開的“中國現狀”研討會。†CCTRCorporateSponsor2006-2007:RonnieC.Chan;ShuiOnHoldingsLimited‡ThisisaChinesetranslationofWorkingPaperNo.1导言非工业化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中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智力外流”造成的人才损失。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政治动荡、薪金差距、科研条件差、家庭考虑——如子女教育——以及个人劳动在西方得到报酬与国内的差别等等,第三世界很多受过教育的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涌入工业化世界。1虽然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政体,实行相对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但人才外流对它的影响并不亚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从1978-2002年,差不多有58万名学生和学者到了海外,回国的只有16万人。最初大多数回国者都是政府资助的访问学者,他们在国外很少有机会找到稳定的职业。2对中国来说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智力回流”现象。1990年代末,回国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为13%,但是从2001年到2002年回国人数增长了45%。对于一个发展中国来说这当然是件大好事。虽然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智力外流”或“智力回流”,但是很多没有回国的人也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这种“移民选择”(diasporaoption),透过各种机制,如回国经商(即使本人仍然住在海外)、教学、办讲座、向国内转移技术、培养留学生或通过汇款进行投资等等,已经被视为减少人才外流影响的一个重要战略,甚至是一个把潜在的损失变为可观收益的战略。3重新认识智力外流一些学者认为,移居选择是对智力外流导致的人才损失加以利用的一项重要战略。改变对人才外流的认识,它便不再是一种无止境的流失,而是变成了人才出国、信息回国的“智力循环”。4利用这种方式,移民海外的人不必举家回国落户,也可以开展科技合作。5此外,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缺少资金或市场机会,无法吸引人才回流的非洲或拉美穷国,这种移居选择对缩小南北科技差距有着重要意义。6Dickson认为,由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吸引智力回流,使这种移居选择也有着道德上的必然性。7最先采取这种战略的是大中华地区的台湾和香港的华人。很多被称为“太空人”的双重国藉人士,离开他们在洛杉矶或温哥华的家到中国去办企业,加强了跨太平洋的商业网络。8Saxenian说,台湾人和印度人在硅谷创办的很多企业,促进了把加利福尼亚与这些移民专业人员的祖国连接在一起的网络。9由于有越来越多在国外站稳脚跟的科学家和教授,包括那些目前在大公司就业或自己开公司的人,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也开始从“移民选择”中受益。在过去十年里,推动这种移民选择也已成为中国政府的科技和人力资源政策的一项重要创新。1990年代中期的“春辉计划”第一次邀请海外的大陆人回国短期访问,2001年政府的“为国服务”政策则是另一项重要突破。本文考察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介绍一些个案研究,然后根据对硅谷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员的调查,概述大陆移民把海外的商业机会、信息和技术带入中国这个过程的特点。政府对留学人员的政策中国政府对大陆留学人员的态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10中央领导人在1988年第一次意识到智力流失的规模,因此国家教委的官员主张严格限制人员外流。11然而国家科委认为,让这些人留在国外,他们更容易获得美国的技术。据说,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智力外流也给予正面的理解,将其称为“储备海外智力”。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后,政府把在海外参加抗议游行的学者和学生称为西方的“阶级敌人”,回国的人流也嘎然而止。但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承诺赦免全体留学生,只要他们回国后不参加反政府的活动,政策也随之变得相当宽松。121992年,政府在针对回国人员的政策中提出了“十二字口号”,强调争取让这些人回国,并且允许他们回国后“来去自由”。13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考虑让大陆人自由进出国门。事实上,国家在1992年就开始鼓励海外的中国公民进行短期或中期回国访问,这既是为了利用他们的学识,也是为了向他们展示中国最近发生的变化。从1992年到1995年,教育部帮助1200多人回国并以某种形式“为国服务”。141996年德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成功地回国访问后,为短期访问提供资金支持的“春辉计划”进入了试验阶段,并于1997年正式建立。15据一位领事官员说,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可以用自己的经费购买返程机票,所以这项计划只支付单程机票。16第一年有600名学者在这项计划之下返国。由于政府更积极地鼓励海外人员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1998年又增加了新的资金和渠道。2000年11月,教育部根据81号文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安排海外人员在暑期回国,并且可以得到高于海外五倍的薪水。据另一篇报道说,从1996年到2003年5月,中国政府总共帮助了7,000人和50个海外大陆人团体回来“为国服务”。17仅在2002年,教育部就通过这项计划向七所大学的14个项目提供了67万元人民币。18由李嘉诚香港长江集团出资的“长江计划”,为海外的重要华人科学家提供回国一年从事战略性研究的机会,外交部也在2000年底开始为海外学生和学者签发可以多次往返的长期签证,使他们出入国门变得十分方便。事实上,教育部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3个工业园创业的551名海外留学生中,只有44%的人经常住在国内。19此外,国家科学基金从1999年开始,每年向20-30名海外大陆人中的“杰出青年科研人才”颁发奖金,数额高达5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他们必须把这笔钱花在中国。这类政策在台湾取得了成功,它为访问教授和工商顾问制订的专门计划,以优渥的薪水吸引台湾人回台从事短期教学和工作。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和教育部的主持下,有3,700多名资深学者专家和2,500位有地位的学者以“访问教授”或“访问研究教授”的身份回台工作。20中国在21世纪初也开始进行更周密的政策变革,它不再纠缠于“智力流失”现象,转而着眼于智力流动的益处。21江泽民和朱镕基对中国人才全球化的态度变得更加开通,21他们认识到,要想做到“人才强国”,必须允许公民来去自由,在全球市场上争夺他们。2001年,由多个部委牵头的一份重要政策文件号召海外大陆人“为国服务”,即使他们不想“回国服务”。这一政策鼓励留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及其组织参与七类活动:(1)运用他们的专业特长或他们职业团体的专业优势;(2)在中国和海外兼职;23(3)在中国和海外参与合作研究;(4)回国教学,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5)创办企业;(6)从事考察和咨询工作;(7)参与中介服务,如举办会议、引进技术或外资、帮助中国企业寻找海外市场等等。24中国还号召海外的学生组织,如各种专业团体、学术和技术协会等等,“在为国服务的各种活动中充分发挥集体优势。”25从这里列出的活动类型看,政府认为海外中国公民回大陆“创业”也是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即使他们的首要动机可能是利润而不是爱国。因此,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形成的良好创业环境,是陈昌贵和刘昌明对海外中国人帮助祖国的原因提出的三种解释之一。26据上海市人事局一位负责回国人员工作的官员说,对于不回国的人员绝对不存在歧视。“过去他们不回国,我们就把他们当成‘阶级敌人’或是说他们不爱国。现在我们的看法已经完全变了,把这当成个人选择问题。”27国内和驻外的中国政府官员也都认识到了有人留在海外对国家发展的益处。一位负责海外中国专家的领事官员说,“让人们留在海外是有好处的,他们处于信息流的前沿,这对中国有帮助。有些人回国后用不了一两年,往往就失去了与各种趋势的接触。”28中国政府承认,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些人在海外学到的专长使中国政府或国家科研机构可能雇不起他们。再说政府也负担不起他们研发新产品所需要的技术设施和设备。假如他们在海外经营自己的高技术企业或是在外国公司工作,同时又与祖国保持联系,那么中国不需要多少投资即可获得可观的收益。既然大陆的海外移民很想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所以应及时制订鼓励海外学者、科学家和商人在中国创办企业或研究机构的政策。驻外领事官员,尤其是负责教育和科学部门的官员,网罗留在海外的大陆人才,在他们和国内人员之间牵线搭桥,使他们能够参与国内的研究项目。例如,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科技领事在2001年12月率领一个由“美国华裔教授学者网”(ChineseAmericanProfessors/ScholarsNetwork)的海外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广州的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29该组织的至少34名成员出席了这次交流会。据陈昌贵说,领事馆科技领事的动员工作在利用已经变成移民的留学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应当扩大领事馆的教育组。30在海外住了若干的大陆人,可能不清楚能够与哪些人联系,领事官员可以举办会议,让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向海外华人介绍中国发生的变化。领事官员还可以帮助这些代表团同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联系,或是安排他们同重要的海外学者会面。31据一项对东欧的研究,中国政府采用“统一战线”的原则鼓励海外学生和学者为祖国做贡献。官员鼓励人们加入亲中国大陆的组织,经常同这些团体会面,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变化,鼓励他们为祖国做贡献。这些官员为了执行这项政策,甚至把移居海外的人也称为“爱国人士”。32中国使领馆的一些大陆教育官员否认存在这种战略,声称他们在动员海外中国人时并无一定之规。他们现在认为,能够成功鼓励人们开展合作的唯一的激励因素是而是经济和个人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爱国主义。此外,不同学科的专业团体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起了桥梁。有些团体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类赞助者的支持,还有一些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助。332004年,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的经济技术处加强了对上海各高校的美国校友会的工作,旨在向美国的大陆人传播有关上海的商业和科技机会的信息。大陆移民人才群体的出现甚至在1989年以前,留在海外的大陆人才数量就不断增多。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撤职,以及随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提醒海外的中国人保守势力仍然控制着政治舞台,政治运动并没有成为历史。但是正如图1所示,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镇压,立刻导致了一个不想回国的中国人组成的移民群体。34在这个群体中有一个中国希望加以利用的巨大的海外人才库。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字(见表1),从1988年到1996年,在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是与它最为接近的竞争者台湾的两倍,占决心留在美国的全部科学和工程学留学生的47%。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在从事博士后的研究,这意味着假如找不到可靠的工作他们更有可能回国。不过表2显示,尽管决心留在海外的大陆人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亚洲国家,但决心留在美国的印度人的比例高于大陆人。图1:获得科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非美国公民:中国、台湾和印度(1998-2002)050010001500200025003000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中国台湾印度资料来源:ScienceandEngineeringDoctorateAwards,2002(SRSHomePage,October2003)中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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