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doc10)

论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中国福利体系20余年的改革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当时改革的初衷为，国家福利的体系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国应该避免重蹈西方福利国家的覆辙。但是，直到今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体制解体了，市场机制下中国的福利体制没有成功。笔者认为，人民福利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要靠国家福利的机制，中国应该在总体思路上，重新构建国家福利。本文试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发展、性质和功能，并以这种回顾探索其现实意义——国家福利的重构。一、问题的提出自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了20多年的迅速发展。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呈现不和谐状态。自从1978年开始进行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27年里，中国已经取得了GDP平均每年增长9.4%的成就，这个数字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高的百分比数字之一。中国的全部对外贸易达到了851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有3亿多个手机使用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数目都多。到2004年，有1亿人已经连接互连网，这些对人民福祉的改进起了巨大的作用，让中国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下降。在被调查的11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个位次。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斯说：其最终排名主要参照两个指数，即成长竞争指数和商业竞争指数。前者重在分析全球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潜力；后者意在衡量政策稳定，法律、社会机构和宏观政策对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带来的影响。两个指数又是根据宏观经济环境、技术发展与创新水平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的。中国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在下滑外，其他两项指数也在低位上徘徊。技术发展与创新水平依旧很低。最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突出，公共机构的管理问题，及公共制度的质量较低是直接导致商业竞争力下滑的原因。实际上，许多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影响或者制约中国发展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资源匮乏，再一个是环境恶化，第三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这种发展的不协调尤其表现在：高GDP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在保持发展沿海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加快内地发展速度之间，在加快城市化和培育农村区域之间，在缩小富裕和贫困差距，在保持经济活力和有效之间，在加深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在开放国内市场和自主独立之间，在促进市场竞争和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之间缺少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核心，而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福利的均衡发展，经济增长正在和社会福利脱节。现在的社会问题包括城乡两极分化，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民失去了集体福利保障的经济基础。包括赤脚医生在内的合作医疗体系在改革后解体。农民进城后，没有工伤、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得不到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正常的教育。即使在城市的人口中，许多人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特别是下岗工人，得不起病，看不起病。城市住房的高价，使许多人望而生畏。收入分配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基尼系数在1981年为0.288，到了1995年上升到了0.388。农民为国家的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经济发展后，本应全面提高国民福利，对农民进行补偿，而实际上，过去的差距没有减小，反而在加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加会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经济环境的恶化，如社会保障建设、失业和老龄化、教育体制质量和住房政策等方面。这些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表明，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在改革开放前，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5.1%，以后即降至4%左右。2001年社会发展总支出的比例又提高到5.2%，2003年总支出为7282亿元，比例提高到6.2%，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用于经济及其它总支出占94%，仍占据了绝对优势。直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科研等支出只占GDP的6%左右，比例提高很慢，说明社会发展的增长幅度慢于GDP的增长幅度。拿中国的6.2%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支出在GDP中的比例，北欧国家平均达到了31%，英国为21.4%，西欧平均26.3%，甚至连美国也到达到了14.6%。这些数字都对中国发展国家福利事业提出了要求。在教育经费上，在许多地方，包括比较发达的地区，教育经费还不到GDP的2%。1991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而英国为GDP的5.09%。二、发展国家福利，构造现代公民国家为了能有效地处理这些困境，需要在加快和更平衡发展上推出一系列好的协调政策。因此，必须发展国家福利。发展国家福利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社会的理想。这个社会的福祉需提供给它的每一个公民，保障它的每一个公民的基本需求，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的基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意味着另一部分就永久地贫困，或者社会差距无限地扩大。随着中国从一个非常平等的国家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增长已开始与公共福利的改善脱节。打破大锅饭，不让人完全依赖国家，并不是国家推诿应负的责任或者弱者永远被剥夺。市场不能完全取代国家，当市场经济发展时，这支有巨大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达不到亚当·斯密说的市场是消灭阶级、不平等和特权的最高级的工具的作用时，国家福利的提出就是必要的。正如马歇尔所说，市场是发展经济的最好手段，但是和谐社会的发展要靠社会政策。此时，谈社会福利，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保证最贫困的人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权利，那么社会就会动荡。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需要加强国家的管理。国家给与公民平等的权利，这是国家民主与富强的象征。有人提出，美国社会有巨大的活力，比欧洲更有活力。我们应该承认市场的活力，但是，需要明确两点：第一，人不是经济动物，经济发展是一方面，社会发展是另一方面。社会理想给更多的人带来未来的光明。当笔者在北欧和西欧学习时，我的几个社会政策的导师对我讲述，资本主义只能带来效益，他们感触到诸多的理想的失望。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谈到了人生而平等的一个理想。这个问题在美国至今没有解决，在新奥尔良飓风中暴露无遗。第二，美国的生机与活力并不完全在于社会体制，而在于它取得了地球的绝大多数的资源与财富。在西方学社会政策课程中，都要讲到美国人口占世界不多比例但却占有和消费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资源。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而我们仅有一个地球，环境容不得更多的这样的存在。北欧那个社会的理想同样是西欧人向往的。中国发展经济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富裕而和谐的社会。国家福利还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的需要。在一个福利国家提倡的是公民的权利，它包括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政治的平等地位才能保证人们获得平等的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同时民主的国家保证了资金使用的透明，与政府的廉洁和有效。当然平等绝不是平均。过去中国的平均主义制约了人的创造性。今天，我们要求均等的机会，决不是说，对高收入的红眼病甚至仇恨。一个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也要求收入少的人拥有宽容的心态，来欣赏创造了并拥有了财富和优雅生活的人。国家福利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特别是中国，它的宗旨是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阶级的团结是西方福利国发展的政治基础，它的实践让许多西方学者惊异——它更像一个社会在向社会主义进化。中国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国家，曾经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今天，它发展了，但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曾改变。所以更需要结合各个社会阶层的力量，达成社会各个团体的团结，来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如果各个社会集团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各利益集团之间差距加大，不仅会产生两极分化，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加大，城市人口之间贫富差距在加大。所以，社会要建立一个团结的纽带，一个共度难关的联盟。当东亚其他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时候，我们应该珍惜我们宝贵的遗产——即我们的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过去低生产水平上的共同的贫困，也不是贫富分化，当全球化的经济在迅速发展，同时全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种族，不同体制的国家在寻求一种平等共享的社会体制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放弃我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国家福利存在于一个经济强大、人民富足、国力鼎盛的国家。从长远来说，从北欧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福利国还是可持续发展与再生产的需要。福利的目标之一是强化并提高人力素质。基于国家竞争力的考虑，持续投资与人力资本的形成部分，包括了教育、健康、服务和职业培训。东亚的经济危机已经让他们发现并摒弃只抓经济与生产的弊端，开始注重社会福利的发展。国家的作用不仅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没有福利不可能促进经济的腾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说，中国后20年改革的成功是在前30年福利基础上进行的。现在失去这个保障，很难说今后经济更大的腾飞会有所保障。国家福利的发展还有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如何启动发展?经济指标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不把社会福利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政府就不能很好地调配全部的资金。当市场已经不能保障国家生产力的再生产时，国家的作用就是必要的。根据社会政策的严格定义，教育与医疗都属于国家福利的范畴，不属于市场的范畴。可是，1990年代以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我国改革的目标，于是医疗卫生事业也被推向市场。医疗改革的假设是：市场可以提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结果并非无此。中国医疗事业的投资，比较相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费用已不算太低。从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为3.28%，1990年为3.87%，1999年第一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5%)，次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3%)，达到5.7%。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医院的没备先进，床位多，甚至有许多条件高档的座落在旅游区，像疗养院似的医院，但是医改却失败了。体现不出福利。城市下岗工人、退休老人和农村人不敢看病。许多老百姓得不起病，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结果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而据世界银行《200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估算，这些国家的人均GDP都没有中国高。教育、医疗和住房属于国家社会政策的范畴，市场在配备这些资源上是失败的。三、发展国家福利涉及的因素现在，不仅仅发展国家福利有如上的需要，在20多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到了发展国家福利的好时机。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国家福利的发展与以下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福利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所有西方国家包括东亚国家都在经济发展后有了发展福利的需求，并且经济发展为发展福利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也不例外。人们认为，中国发展国家福利会影响经济效率，中国过去曾有过有生产效率低下、平均主义的教训。现在发展福利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吃大锅饭”的体制下搞的，而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生产高速发展，经济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提出的。所以，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人认为，我们是一个大国，人口基数多，发展国家福利会导致财政预算庞大，国家承受不起。北欧的理想虽好，那是小国的社会政策。其实，发展国家福利不一定以国家投入多少资金为标准。农村经济改革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并没有多少钱。国家建立三级医疗体系，每个农民一年只交大概两毛钱加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记工分行医。那时95%的大队拥有合作医疗体系，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19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1970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那时中国人均GDP排名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