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关于刑事上诉状范例精编

2022年度关于刑事上诉状范例精编刑事上诉状(一)上诉人：沙某，男，汉族，1994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市，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二看守所。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2)小店刑初字第6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现提出上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没有综合考虑全案案情2012年4月22日14时30分许，上诉人沙某并不认识受害人，也与其没有任何矛盾，是在第一被告的指示下，殴打了受害人李治国，但是，随后就被受害人李治国纠集多名人员殴打至轻伤。上诉人认为不能将双方的互殴行为割裂开，对于本案件的审理，应当将双方的互殴行为综合考量来审理本案件。上诉人殴打受害人确实不对，但是，李治国纠集多人，使用凶器对被告人殴打更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也应当减轻上诉人的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丝毫体现。二、一审判决没有体现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宗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第十一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本案中，上诉人根本没有伤人的犯罪动机，也与受害人不认识，没有任何矛盾，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受到第一被告的指使，当时不到18岁，辨别是非的能力低下，哥们义气，不考虑后果;没有前科，在校表现良好;如实称述案件情况，没有反复，也没有避重就轻;真诚悔过，且在事后上诉人也被李治国纠集的'数十人，手持器械殴打成轻伤，现在还没有完全治愈，需要康复治疗，法院应当给上诉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体现司法的公正以及人文关怀，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遵循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原则，对上诉人量刑过重。2.上诉人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也应当对上诉人轻判。三、一审判决认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没有证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本案基本事实，对上诉人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此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刑事上诉状(二)上诉人：唐XX，男，XXXX年10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090219671004539X，汉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人，小X文化，农民，现住遂宁市安居区会龙镇接官厅村。上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于2013年11月8日收到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2013)安居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现因不服该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提出上诉。上诉请求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安居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上诉理由原判决事实不清。原判决认定XX建筑有限公司与安居区会龙镇赵XX等九户村民签订了建房协议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上，与赵XX等人签订协议是吴X与王X，该协议并经公证。原判决认定XX建筑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6日进场施工的事实也是错误的。吴X等人组织人员非法进行建筑活动的时间是2012年6月中旬。原判决认定上诉人制止违法行为的动机还是错误的。原判决认定“被告人唐XX为达到敲诈XX建筑公司的目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实上，涛场公司是否存在都是一个疑问。吴X等人作为自然人，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活动，随随便便找了一家建筑公司挂在自己的头上，生拉硬扯地“挂靠”，非发雕刻、使用公司印章，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实施建筑活动，并侵犯上诉人及上诉人所在集体土地使用权，上诉人对吴X等人的这些行为进行制止，竟然成了犯罪动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判决认定上诉人阻扰公司正常施工更是错上加错。首先，施工是吴X等人，XX建筑公司是吴X等人冒用的，项目部是非法设立的，公章是非法雕刻的，施工是非法的，这一连串行为都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正常的，让人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严重错误，除上述以外，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错误还很多，认定吴X等受影响的施工时间错误、直接损失错误等等。原判决证据不足。原判决采用的(2)号证据——即《受案登记表》和(5)号证据——《到案经过》，足以证明吴X等人对上诉人故意陷害。号证据表明：“2012年6月18日吴X报警：其在会龙镇保山街上赵XX等九家建房，以唐XX为首的人组织村民以阻碍施工的方式敲诈了自己12000元，请查处。”这能证明如下事实：一、吴X报案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二、建房是吴X等人;三、给钱是吴X本人。号证据表明：“2012年6月18日吴X来报案称：以唐XX为首的人组织当地村民敲诈了1.2万元钱。经初查，我所发现该事实发生，同日立案，并将嫌疑人传唤到派出所。”这能证明如下事实：一、吴X报案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二、本案立案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其他证据证明：吴X支付款项的时间是2012年6月21日。三天之后发生的事，提前三天报案，除了故意陷害，怎么解释这一逻辑上的不可能?!其他证据还能证明：上诉人第一次被传唤的时间是2012年7月19日，而不是6月18日。即然受害人吴X报案称自己是建房人，自己被上诉人敲诈了1.2万元，后来怎么成了建房的是XX公司，受害的也是该公司呢?原判决没有阐述系列书证内容。原判决书所列的(1)号证据书证(其中还包括公证文书)，该证据明确表明实施房地产开发行为的是吴X、王X，与XX建筑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这一重要事实，原判决竟然不作任何阐述。(3)号证据——《立案决定书》与(5)号证据——《到案经过》自相矛盾。号证据称立案时间是2012年7月19日，(5)号证据称立案时间是吴X报案的当日———即2012年6月18日。原判决对(6)号证据内容不仅阐述不清，且该证据直接证明吴X等人对上诉人进行陷害。赵XX出具收条的时间是2012年6月21日，将钱给上诉人的时间是2012年6月23日，这足以证明吴X于2012年6月18日报案是陷害上诉人，而且还涉及侦查人员([5]号证据足以证明)。B、赵XX从“涛阳建筑公司”领出的钱，该不该算在“XX建筑公司”头上，赵XX是合伙建房户，显然不会连“XX”与“涛阳”都分不清。C、赵XX给上诉人领款，直接写明是为上诉人领取“保护费”，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原判决采用的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与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号证据————证人吴X证言，吴X报案称：“我承建的保山花园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多次被人阻挠……”该证据明确证明房屋开发是吴X个人，而原审法院却认定从事房屋开发的是XX建筑有限公司。还有，成立房地产开发项目部的只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不是建筑企业，这是常识，XX建筑有限公司竟然成立了一个“保山花园项目部”，还雕刻了公章，只能证明，这个项目部是非法设立的，公章是非法雕刻的。证人王X涉嫌构成伪证罪。号证据————证人王X证言，其称“修房子的手续是有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出示”时至开庭之时，都没有出示建筑工程所必须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证人邓子平涉嫌构成伪证罪。号证据——证人邓子平证言，其称“我们公司在2011年6月与会龙镇9户人达成协议帮助他们联合建房。2012年6月我们刚开工就遇到当地的唐XX带起当地的群众到工地上来阻挠我们施工，我们公司的经理吴X，现场负责人王海X和我就找到唐XX把他和当地的村干部李书记一起叫到遂宁一个茶楼协商……”首先，邓子平证明首次施工时间是2012年6月，与吴X报案称的2012年5月16日相矛盾;其次，邓子平称公司在2011年6月与会龙镇9户人达成协议帮助他们联合建房，与公证文件证明的“与九户人签订联合建房是吴X与王海X”相矛盾;再者，吴X报案时称自己是农民，竟然被他“封”了一个经理干干，咄咄怪事!更有甚者，其称“6月22日，我们到会龙唐XX叫赵XX拿钱我们就把钱给了赵XX”，但吴X报案的时间却是“6月18日”，也就是说，吴X提前4天就报案了，而且会龙派出所也提前4天将案立了，还认为“敲诈勒索的事实已经发生”，现在的科X幻想也只停留在“时光倒流”层面上，吴X等人竟然搞出一个“时光加速”事件，说不定能捞一个“诺贝尔物理X奖”呢!想所别人所不能想之事，至少得到了遂宁市安居区公、检、法的认可，也算为安居人争了光吧!证人魏银光涉嫌构成伪证罪。号证据——证人魏银光证言，其称“我是保山花园工程工地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公司交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表上的钱是我们公司财务负责做表，经我审核发后签字，再经公司经理签字发放。2012年保山花园待工5、6、7月份管理人员工资合计表是我统计出来的，机械租赁合同是由公司经理负责签订的，钱是我审订发放的，这些技术人员工人，民工工资及名册、机械租赁合同全都是真实的。”这段证言前后矛盾不说，既然魏银光自称是“工程技术人员”，怎么做起财会人员该做的事?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公司是Y的，要么他说谎。不论哪一种可能，他均涉嫌伪证罪。鉴定结论不属于刑事诉讼证据。号证据——即鉴定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二款(六)项的规定，鉴定意见才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况且，该结论就是根据吴X等人的自我统计，根本就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反而有足够证据证明吴X等相关人员构成非法经营罪、诬告陷害罪、伪证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根据上述理由提出上诉，希望判准上诉请求。此致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二0一X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