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方文明史导论讲义14英格兰的风暴

第十四讲英格兰岛的风暴英格兰岛的事件是一种结果，表明民主共和力量，是能够成功抵制君主权力任意扩展的。这样，革命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民有了一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的传统。这意味着英国革命的非保守性：把民主和民权当作政府的根本来把握，要么就什么也不是。本书的中心是论述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本来，在找出了过渡期产生的原因并论述了市民阶级为了振兴欧洲的种种策略之后，我的写作任务应当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面对着我们所分析过的一系列的过渡型（替代型？）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我们却陷入疑惑，因为我们很显然还无法直接把这些东西称之为近代体制。如要进一步完成我们的故事，就必须要找出那把开启近代社会的钥匙。在本章中，我要分析１７世纪后欧洲的政治、社会局势的新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地锻造出一个新的欧洲，使其真正无愧于近代社会的称号。事件如我们真想把过渡期的概念讲述得非常明确，那么就必须先弄清楚发生在１７世纪英格兰岛的那些令人激动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过渡期的第三个阶段昀为震撼人们之心的事件就是英国的人民处死了专制君主、执掌了政权，从而赢得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查理一世在英国的表现，就发展来说，只不过是斯图加特王朝一系列专制政治行为的延续。一方面，是竭尽所能地大搞君权神授，另一方面，是把在伊丽莎白时代精心培育起来的国家利益而牺牲殆尽，把它堕落成为一种履行纯属君主个人欲望的工具。公共服务，那是人民乞求的世俗幸福的昀为根本性的东西，藉此可以为英国赢得和平和发展，现在变成了夺取人民精血和钱财的借口。现在的国王经常解散国会，只是等到要用钱了，就召集国会以便无限制地向人民收敛钱财，并且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这样，国王军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而国会除了放纵君主的感官之外，更没有什么可以做了。这个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１６４０年英格兰发生反对国王查理一世（１６２５－１６４９）的革命，是国王逐步变得专制和傲慢的结果。国王不仅滥用了他的权威，还滥用了他的物资财富。他继承和发展了詹姆斯一世专制主义的作风，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几乎从来不召开国会。这种专制暴政受到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的支持，后者为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所憎恨。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英国圣公会的《祈祷书》，苏格兰发生叛变，并入侵英国。因此，为筹措军费，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召开了中断十一年的国会时，然而，仅三个星期后，国会就因与国王的不愉快而被解散了。它的意思仿佛是说，国王只把国会当作了他的钱袋，而市民阶级对专制的国王已经不愿意再支持，尽管在昀初的时候并没有走到要推翻君主制度的地步。同年８月，当苏格兰人再度发生发动进攻，查理于１１月３日重新召开国会。国会领袖约翰·汉普顿和约翰·皮姆就领导了国会的成员对抗国王，提出查理必须批准处死他的两个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大主教劳德，否则国会将不会对他进行支持。那种国会的“附有条件的支持”尽管有效，但国会和国王之间的权利之争就此展开。国会强迫国王处死了斯特拉福和劳德，并且在１６４１年的《大谏书》中摈弃了国王的政策。１６４１年１１月，国王拒绝了《大抗议书》，并企图逮捕皮姆等人未遂，只好于１６４２年１月１０日离开首都赴约克城。８月２２日，国王在诺丁汉升起军旗，第一次内战开始。１６４４年，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获胜，次年，独立派领袖奥立弗·克伦威尔促使国会通过了《自抑法》和《新模范军法案》，改组军队，建立了克伦威尔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铁军”，即新模范军。１６４５年６月，国会军在纳比斯击败王军主力。１６４６年５月，查理一世逃往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１６４７年１２月，苏格兰长老会派分子与英格兰长老会派分子密谋国王复位。次年，第二次内战爆发。国会军再次击败王军。１６４８年１２月，克伦威尔率军进入伦敦，清除了国会中１５０名长老会派议员，并且掌握了国家政权。１６４９年１月２７日，法庭宣判查理一世死刑，３０日查理被送上断头台。那种古老的、彻底保存国家利益的英国市民的正义性，终于公开地爆发，目的是向国王讨还一个公道。当查理一世热衷于培养自己的宠臣建立自己的专制体系时，国会向他提交了《大抗议书》。这个英国历史上的昀伟大的文献之一想要说明的，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这就是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主权是属于英国的人民的。市民的理论显得简单和明了，就是现在英国存在着腐败和残暴，而公共的政府之存在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中，只有和人民和解并完全地依赖人民，才能够是能够履行政府的天职，而不是让那些仇恨法律的教皇分子，或者那些勾结外国敌视势力的官员为所欲为地盘剥人们。人民和公共利益实际上把一切意思都表达了出来了。这个理论所要求的，并不是承认一个具有王位的人为国王，也不是承认只要清除了贪官，肃清了朝廷，就可以获得和解，却是对于国家的基础人民需要建立起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需要进行非常重大的政治改革，把国王时常沉溺的专制梦想以及为此美梦所进行的一切都予以粉碎。正如其中所说的：国君应当乐意从自己的朝廷中驱逐那些坚持腐败并使人民受尽苦难的人，并任用那些能够值得信任的人。所以，国会提出的理论实在是在向君主亮出了人民主权这面鲜艳的旗帜，一般的人民将在这面旗帜之下集合起来，宣告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正如克伦威尔所说的：“如果国王拒绝了这个纲领，次日清晨他就将变卖全部财产，从此再也不对英国看上一眼。”英国的革命，直接引发出从根本上影响英国和欧洲历史进程的一系列事件。１６５０年，苏格兰保守势力拥立查理二世复辟。１６５１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将其并入英国。１６５３年克伦威尔成为护国主，军事独裁开始。１６５８年，克伦威尔病死，１６６０年５月，国会宣布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１６８８年，英国发动政变，推翻了复辟王朝，迎接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为英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英国的反专制的大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大革命原因然而，在英格兰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却不是一个“事件”，相反，它是一场革命－－它宣布了废除了绝对专制王权。革命之所以会在英国首先爆发，是因为唯独英国，才具备了废除专制君主权的条件。首先，几乎不必指出，１７世纪英国人的每一场革命，都是指向专制君主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锋芒，主要反对的就是专制主义。毋庸置疑，专制主义与后来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含义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只要前者盛行，那就不会有后者的兴起。今天，任何一个极其热烈称赞现代政治的政治派别，都决不会对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表示支持。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参与政治人数的扩大，政治的民主化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由此我们发现，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直接联系的，它是政治的近代化，旨在反对少数人利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进行独裁式的统治。正因为这样，反对专制主义革命的性质显然具有非常明白的近代革命含义，它同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另一个相当不同的概念。然而，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人搅合在一起而被弄得模糊不清。首先，１７世纪的英国人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这就是在此需要探讨的问题。但这决不是说，反对专制主义除了反封建的含义外就没有任何新鲜意义；恰恰相反。只不过这种新的意义很明显不是直接来自否定中世纪的领主附庸制度及其采邑、分散政治、私人司法权，而且，它可能也不像我们以前几章中分析的那样矛盾直指封建主义结构危机或封建主义制度。所以，我们在此就要分析反专制主义的原因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如１７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具有一种不同于以前的市民阶级的精神一样，现代的我们在他们的反专制的革命之中发也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在起作用。现在可以纯粹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专制主义做出部分解释了。英格兰事件何以发生？在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中，都曾有过危机和冲突。随着一种发展与革命局势的造就，要想恒定不变已经成为光荣的梦想。当英格兰正在逐步走向近代的时候，人们都寄于将来美好的想象。在这样的时期，任何倒退之举都会激起民变。在１７世纪的英国，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处于欧洲的前沿，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它都要优越于德国。大部分的英国人相信他们国家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期望一个比伊丽莎白时代更加美好的时代的到来。迄今为止，英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令人满意的，继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詹姆斯一世，尽管从来没有什么大家风范，但是他的软弱和胆小谨慎，倒也避免了许多战争和冲突。詹姆斯的继位还给英国带来一项好处，就是他把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从此两个国家在形式上合二为一。然而詹姆斯的一些举动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他居然敢于提倡早已过时的君权神授，这在英国的众多的大臣中，留下十分难以抹掉的阴影。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专制的时代有可能到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那么，英格兰已经取得的所有的成就都将蒙上羞辱，同时人们所盼望的文明盛期，也就再不可能出现。但是，中世纪意料在１７世纪结束。这样的说法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继都铎王朝统治英国后，由于詹姆斯一世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所生，而英格兰人一向痛恨玛丽，加上伊丽莎白时代的美好回忆还在，英国的人民在詹姆斯一世执政后，无一不把他的行为与伊丽莎白女王对比。詹姆斯深深懂得他处境的艰难，所以并不敢放任自己。这样，在詹姆斯的统治时期，英国的市民力量就得到了长足进步。到查理一世继承詹姆斯一世当了英国国王后，无论从个人的才干上来说，还是从对于时局的洞察力来说，都远远不如他的父亲。但是，有一点却是詹姆斯望尘莫及的，就是他敢于做詹姆斯一世不敢做的事情，特别是停止召开国会，并且宠幸教士，压制英国的清教徒。这样，他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就急剧地下降，这一趋势增强了人民对于反对暴君的决心。查理一世受到来自人民的普遍指责，但是他断然拒绝人民的归劝，继续绝对君权的老路上走下去。这样，一场涉及改变英国政体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了的，而由于查理一世自己激起的苏格兰事件，正好成为引爆革命的导火线。其次，就是专制君主制度意味着王权与民众之间结盟关系的破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主义就是由君主亲自出面，来亲手割断同民众的联盟。这里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查理一世搞绝对君权，就是断然拒绝与民众的联盟；反之，把查理一世处死，废除了绝对君主制度，反而就是维护了民众的权益和保障了民众与政府间的联合关系。我们知道，有些新君主并不弱智，他们也曾对国家发展作过贡献，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或法国的路易十四－－后者被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伏尔泰描写成为一个英雄，其他人物则全都黯然失色，所以“伏尔泰是夸大了国王的德政、智慧和作用，而忽略了开明君主也有反动残暴的一面。”我们在这里主要叙述的是英国的革命，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到伏尔泰和路易十四，主要是想说明新君主同封建君主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新君主与专制君主之间的区别显得更加明显，前者维护与民众的联盟，后者则要竭力摆脱这种联盟。要想摆脱人民的君主被人民理所当然地称为暴君，这不完全是出于对他个人品质的憎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欧洲各国为了利益进行角逐的时候，资产阶级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如果资本家没有了政府的支持，那么，发展工商业和开展国际化的竞争，就会大打折扣。从本身的利益考虑，市民阶级要求把政府变成保护他们私有制的工具，而不是要反过来，它把自己仅仅变成绝对君主满足私欲的一个钱袋。这些复杂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值得强调，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力求防止两种经常容易出现的偏颇：一是把新君主们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当作封建君主来对待，视其为封建阶级的总代表，认为推翻他们就是推翻了封建主义；二是非常天真地强调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求废除君主制度，以便建立共和政体。然而，事实上英国的革命者在处死了查理一世之后却没有废除君主制，因为共和国（实际上是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所建立的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标记的专政）仅仅维持了十一年，克伦威尔一死，英国人就拥戴了被斩首的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登基。接着，又因为继查理二世为国王的詹姆斯二世倾向于专制主义与天主教，英国人民便又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将王位献给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也是欧洲新教事业的重要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