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当代文学讲义

第一章文学的转折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与社会政治关联紧密的文学，也因此产生剧烈的错动，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转折”的情形，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形态的阶段。“转折”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指一种全“新”的东西的生成和“旧”的文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指原来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的地位、关系在新的条件下的重组。一、文学的转折4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家群。有与国民党有着直接的结盟关系的作家；有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一群（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或称“进步作家”，如老舍、叶圣陶、巴金、曹禺、朱自清等）；有活动于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革命作家。有着明确政治、文学目标，并且有力量左右文学走向，对文学状况加以“规范”的，是左翼文学力量。左翼文学力量通过积极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方向，通过对不同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的“类型”划分，以确立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而达到文学“一体化”的实现。这样，在进入50年代之后到7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凭籍其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也凭籍政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合法存在的文学事实。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召开于1949年7月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通常被看作是“当代文学”的开端。大会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绩、总结检讨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来确立“当代文学”的性质，规定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并确定了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是文艺界的“共同纲领”。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指出，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一方向，规定了“当代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的服务和配合；以“民族的、阶级斗争与劳动生产”作为创作的体裁；工农兵及其英雄人物是作品的主人公；作品应以歌颂和表达乐观情绪作为基调；采取为广大读者明白易懂的艺术形式；作家的写作，以及文学作品出版、流通和阅读（批评），应高度组织化；……这构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三、“十七年文学”的作家与40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作家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即出现作家的大规模更替，和他们在文学界地位的转移。40年代许多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或基本停止创作。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因素：或者其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文学“新方向”的现存规范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和矛盾；或者在50年代几次文学（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有的作家虽然努力呼应“时代”，企望在创作上跨上新的台阶。但大多数并没有成功。十七年文学的“中心作家”的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另一是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他们自然也经历五十年代政治、文学运动的筛选。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特征，可以从出身（生活经历）、文学观念、文化素养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四、矛盾冲突和文学运动这一时期文学界充满复杂矛盾，并演化为若干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如1950-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1955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7年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革”前夕在文学理论、创作上展开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等等。其间，昀重要的有发生于1955年的反对“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出现于1956-1957年的文学“百花时代”。仅从文学主张方面来看，尖锐冲突涉及到“现代文学”中各种文学力量、派别（特别是左翼文学内部存在的派别）有关中国文学基本形态和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在有关文学性质的冲突中，50年代中期胡风（以及冯雪峰、秦兆阳）等对当时文学规范的质疑，昀值得注意。胡风与周扬等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派”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文学和政治、实践（生活的和艺术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上的分歧。周扬等更强调理论，“正确世界观”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而胡风认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周扬等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为接近，而胡风等则更多地接受十九世纪法、俄文学的“批判生活”的性质，并强调作家的“思想启蒙”责任。3、在周扬等那里，深入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是创作成败重要一环，而胡风等则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融合”、“搏斗”。4、有关“当代文学”的传统，周扬等更重视毛泽东的《讲话》是“当代文学”更直接、更重要的“资源”，而胡风等则更重视“五四”文学，尤其是鲁迅所开辟的“文学革命”传统。──这些分歧，反映了中国左翼文学内部不同的有差异的关于文学的想象。第二章诗歌创作一、老诗人普遍的艺术困境由于当代诗歌创作所确立的一体化规范，导致不少现代诗人在进入50年代以后，陷入创作上的困境。胡风、鲁藜、牛汉、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剥夺写作权利，而穆旦、郑敏、杜运燮（他们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则因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的冲突而被冷落。郭沫若、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也有许多作品面世，但表现了艺术上的普遍性衰退现象。二、“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十七年诗歌出现几种主要艺术趋向（或称诗的几种“体式”）。其中之一是“写实性”叙事倾向，它是解放区诗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延续。这种趋向，一方面是叙事诗大量涌现，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叙事诗约近百部。另一是抒情短诗大都有人物、场景、事件的因素。“写实”诗歌的重要诗人有李季、张志民、闻捷等。闻捷（1923-1971）主要诗集有《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他的较好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闻捷的抒情短诗具有“生活牧歌”的风格。作者努力建立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细节”、“事件”的单纯化提炼中，加强情感表达的空间。《复仇的火焰》写发生于50年代初新疆东部的叛乱和解放军平叛经过。有着庞大的艺术结构和众多人物，被称为“诗体小说”。三、政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是十七年诗歌的主要诗体样式。在这种诗体中，诗人以“阶级”代言人身身份，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思潮的评说与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是强烈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但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诗体，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加以铺陈。“政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为贺敬之、郭小川。郭小川（1919—1976）的主要作品有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包括《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等）、《致大海》、《望星空》、《林区三唱》、《青纱帐──甘蔗林》等。50年代还创作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长篇叙事诗。50年代他最有探索活力的作品，主要写知识者个体融入集体、实现无产阶级“本质化”的过程。但由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化的尊重，他的诗并不完全回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写到了情感、心理上的困惑、裂痕，而且具有了思想情感上的丰富性和审美上的价值。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雪与山谷》等，有的在当时未获得应有的评价，有的还受到批评，有的没有发表就在内部受到批判（《一个和八个》）。《一个和八个》的公开发表，要迟至20余年后的1979年。第三章农村小说一、小说的题材和形态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题材”问题是关系到文学性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题材的处理是：1、题材被严格分类；2、不同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生活；“重大”社会、政治性质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等私人日常生活；现实的政治社会斗争优于“历史”情景。现代历史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上的其它事实和活动。这种“题材”观念，相应地产生了“重大题材”、“非重大题材”等概念。十七年小说中，“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农村小说）作品数量最多，相对而言，艺术水平也较高。在小说体裁上，短篇及长篇都较发达，中篇小说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被认为是长篇小说的丰收的时期。当时出版的作品主要有：《三里湾》（1955，赵树理）、《小城春秋》（1956，高云览）、《林海雪原》（1957，曲波）、《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1957，第二卷1962，李六如）、《红旗谱》（1957，梁斌）、《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周立波）、《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第二部1962，周而复）、《红日》（1958，吴强）、《青春之歌》（1958，杨沫）、《三家巷》（1959，欧阳山）、《创业史》（1960，柳青）、《红岩》（1961，罗广斌、杨益言）等。二、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1906—1970）在40年代已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问世，50-6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等。他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依然保持来自“生活底层”的淳朴特色，并继续坚持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之间存在的隔阂的试验。虽说在一些作品（如《三里湾》）中，农村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其骨架，但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于农村社会习俗、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家庭关系、公私关系和心理中留下的波痕，和因此发生的冲突，是小说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比起40年代的创作来，赵树理遇到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文学界有关的写作规范更为严密狭隘，另方面则是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对农业生产，对农村传统生活所产生的全面冲击，造成“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尖锐化。这引起作家的深刻忧虑。也使他后期的创作主题，集中在对于农村传统生活，特别是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美德的发掘和维护上。《套不住的手》、《老定额》、《互作鉴定》等的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与40年代比较，并没有重大变化，但趋向凝练，叙述中时常会流露出隐而不露的忧郁。三、柳青的《创业史》柳青（1916—1978）著有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创业史》是他最重要、也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1960年，写陕西渭河平原的农村组织互助会的过程。原计划写四部，但因文革发生而使这个计划中断。文革后仅出版了没有最后写完的第二部。作者说，小说的主旨，“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来表现出来”。小说塑造了各个阶级的人物：互助会“带头人”梁生宝，徘徊、动摇在两条道路之间的梁三老汉，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贫农高增杰，想重振威势的富农姚士杰，开始想走个人“发家”道路的村干部郭振山等。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小说的成就表现为，细腻深入地揭示了土地改革后尚未充分显露的农村各阶层的心理动向和冲突，并揭示这些冲突的现实的与历史的根源。另一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创业史》对陕西乡村生活情景、民情风俗等有生动描述。小说的人物语言是经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以书面语为主，两种语言构成一种对比。叙述语言时有诙谐、幽默的语调，表现了叙述人的机智和权威姿态。第四章革命历史小说一、革命历史小说概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孙犁、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