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当代文学讲义4革命历史小说

第四章革命历史小说一、革命历史小说概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小说，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革命在经历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如何走向胜利。这类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性叙述，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思想和生活准则。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小城春秋》（高云览）、《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等。短篇有孙犁、茹志鹃、峻青、王愿坚、刘真等的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大多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由于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历史小说会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追述对历史“本质”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则加入“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样式。个别作品融入更多个人的体验，“革命历史”因而更多地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二、梁斌的《红旗谱》《红旗谱》是对于革命的“起源”的叙述，表现20-30年代革命运动在北方的乡村、城市最初孕育、展开的情形。作者的意图是以“史诗性”的多卷本结构，安排宏阔的生活图景，来表现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在各卷中，受到较高评价的是第一部《红旗谱》。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已显露出了强弩之末的趋势。《红旗谱》写30年代初保定一带农村中的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楔子”以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朱老明斗争的失败作为铺垫，衬托出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主题。这一主题，主要通过朱老忠等人物的“成长史”（由传统农民的复仇、反抗，到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实现。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朱老忠这一英雄人物，不仅是这部小说突出成就的标志，而且是当代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作品中，作者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主题和乡村风俗及传统小说文本的结合，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和对乡村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的描述。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艺术方法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借鉴。三、杨沫的《青春之歌》这篇小说具有“自叙传”色彩，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生活经历作为叙述线索。林道静因因抗拒养母的婚姻安排而离家出走，后来受到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感召、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于1931年“九·一八”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间，真切地描述了当时北平知识青年的生活情境，有层次、也细致地表现了林道静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小说首先是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故事，它通过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来确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值得肯定的生活道路：在无产阶级政党引领下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达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的集体斗争。小说也涉及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被“压抑”、削弱的。小说出版后，在报刊上引发了讨论。虽然有关这部小说是“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是“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这一指责受到多数批评家和读者的否定，但作者还是根据讨论中对小说的批评，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删削、改动了林道静在接受党的教育后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并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结合，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章节，于1960年出版了修改本。杨沫80-90年代出版有《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四、《红岩》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于1961年底，被赞誉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它描写的是新中国建立前夕，被关押在重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小说交织着两条故事线索：一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重庆及华蓥山根据地的活动和领导的斗争，另一是狱中斗争；以后者为主线，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为坚持信仰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形象。他们和敌人（徐鹏飞等）的较量，被突出地置于精神层面上。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意识、信仰所焕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被表现得鲜明突出。小说出于事件的幸存者、见证人之手。他们在50年代初期革命传统的报告，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之后，其口述材料整理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6）。从1958年起，据此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先后共四易其稿。写作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多次由党政领导和知名作家参加的座谈，提出写作意见，“献计献策”，本书的责任编辑也参与到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红岩》的成书，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作者，可以说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标而协作下的书写者的组合。这种写作方式，后来在“文革”中得到更广泛采用。五、孙犁、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孙犁40年代写有《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50年代的小说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等，均取材于四十年代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生活。他的中短篇小说，以“回忆”作为结构的框架，常表现了美、淳朴、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转地变异的事实，因而具有忧愁的情绪基调。作品所涉及的战争、革命，大抵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淳朴人性和健康的生活信心提供充分展现的“典型”环境。他在冀中乡村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上，来写他理想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而这大都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形象上。《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文学”中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写乡村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在患难中建立的友情，和这种友情的破裂。孙犁认为，小说写作动机，源于新中国建立“进城之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和为这种变化而产生的“苦恼”。他的小说结构行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但描述语言清晰确定，情感表达极为节制，表现了自觉的“文体意识”。茹志鹃（1925—1998）的短篇小说不限于革命战争题材，也写到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生活，后者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等。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以《百合花》最负盛名。小说讲述1946年内战初期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故事：出身农村的军队小通讯员与两个女性在战争环境中的情感关系。评论家一般认为它表现了解放军战士崇高的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即军民的“鱼水”关系。这一短篇由于注重构思与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紧密结合，以及结构上的“细致严密”、“富于节奏感”，在当时受到茅盾等的举荐。茹志鹃小说创作体现的独特风格，使她在50-60年代小说创作中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