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案03十年动乱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

第三单元、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1965-1977）第1节：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和影响。三课时1，6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50分钟）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形势出现复杂的变化，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是国内围绕如何评价大跃进在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巨大压力，加上党内“左”的思潮正在逐步发展，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国内出现急噪激进的情绪，对外宣传中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调门，外交上也有反应过度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敌对势力加紧利用各种机会攻击中国，它们宣称中国好战，只要革命不珍惜和平。反对和平共处等等，把本来不是中国的关于国际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强加给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歪曲，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遭到普遍误解。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局势，如何执行和宣传中国政府八大前后开始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缓和日趋紧张的对外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克服国内的经济困难，成为当时主管外事工作的大多数领导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1962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多次就改进我国对外工作向中央提出建议，并起草了一些内部文件。这些建议和文件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力图坚持八大的外交方针，修正外交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然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左”倾思潮急剧发展，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也在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这些有见地的意见很难被毛泽东接受，反而招致了严厉的批评。这次对党内不同意见的批判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机会。在这以后，随着大规模中苏论战的发生，以及国内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开展，更加强化和发展了对外政策上的“左”倾观点。2、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冲击。（50分钟）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发表的公报是极左对外政策形成的标志。在极左对外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外交受到全面冲击。首先是中国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是慷慨激昂地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世界的革命中心”，等等。其次，中国的驻外机构遭到全面冲击。在当时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被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第三，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夺权”。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8月7日，造反派就成立了“夺权指挥部”，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其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3、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重建及其意义。（50分钟）文革期间最严重的事件是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它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文革”开始后中国驻外使馆出现的混乱很快引起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关注，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局面，显然不足以消除外交领域的混乱局面。陈毅在“二月抗争”失败后，逐步失去了对外交部的控制，周恩来不得不一再直接出面。在如此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决心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周恩来单独与杨成武会谈，请他向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转交毛泽东。8月26日，毛泽东痛斥王力的讲话“极坏”，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逮捕王力等人。毛泽东的表态是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一度失控的局面有所恢复。从1967年夏季到中共九大召开前，毛泽东多次就涉外事务发表批示，批评那些自我标榜、自我中心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和做法。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外交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进一步重视。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对于过去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引起的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中方也通过公开场合或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修复关系。经过1968年和1969年两年左右的努力，外交工作中出现的严重偏差有所纠正。从这时起，中国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也陆续得到修复和发展。这就为此后外交工作成为“文革”时期别开生面的一个领域创造了条件。在处理王力等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形成或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决策机制。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1967年8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第2节、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缓和三课时1、中苏同盟破裂与中苏边界冲突。（50分钟）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因苏联领导层内部矛盾而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国领导人当时不了解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因，作出了两个决定：1，通过访问了解情况；2，争取利用苏联国内变动，改善中苏关系。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中方提出，苏共不应在12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这个会议是赫鲁晓夫在职时决定的，中国不同意也不参加。应先举行双边的、多边的会谈，一步一步求得接近，以便为开一个团结的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条件。但苏方则坚持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坚持召开各国党的会议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先后两次在北京停留。周恩来、陈毅与柯西金会谈，劝告苏共不要举行由赫鲁晓夫提议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柯西金表示不能同意。1965年3月召开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中国则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毛泽东提出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回顾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研究中苏关系的变化必须将中苏关系分解为三个层次分析，包括：国际共运中两个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二，两个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历史经历的大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三，两个拥有军事同盟条约的盟国关系。在这三个层次中，通用的准则并不是简单的，有些相互重叠，有些则互相矛盾，互相干扰。那个时代中最关键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能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主导原则。中苏同盟破裂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二是加深了国内极左思想的影响。“九评”的最后一篇提出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该文的重点是最后一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它把毛泽东关于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纳为十五个要点，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既是前一阶段中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由一些新的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文革开始后，中国国内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气氛儿近狂热，加剧了中苏之间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苏联对外政策具有明显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性。在这一背景下，边界问题成为两国争端的焦点。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地区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外蒙古，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为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及9月两次主动建议举行谈判，1963年8月，中国政府又提出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六项建议。在中方的一再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边界谈判。双方在争议地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次边界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结果。1964年秋，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加快了在远东地区建立军事优势的步伐。为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苏联向中苏边界增派兵力，并配备了先进的进攻性武器。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决策层于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国内的文革也影响到边界斗争的方式。冲突集中在中苏东段边境界河上，1968年12月乌苏里江封冻后，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成为边界斗争的一个热点。每当中国军人上岛后，苏联边防军即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武装军人前来拦截，双方以棍棒对打。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在远距离以冲锋枪打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未造成伤亡）。1969年1月以后，经毛泽东决定，军委提出对苏军予以打击的问题。3月2日，虎饶前指派出30人登上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3月15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此后，中苏边界冲突的规模受到一定控制，但冲突并未停止。苏联在中苏边界西段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几起流血事件，使长达7300公里的中苏边界呈现出全面紧张的局势。面对苏联发出的威胁，中国不得不作好应付最严重局面的准备。此后，我国因对战争危险的过火估计及内政方面的种种原因，长期的临战状态一直未能缓解。2、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50分钟）从六十年代初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我国曾大力援助越南北方解放南方，并秘密出兵近40万人入越、入老，协助进行抗美战争。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我国援越耗费金额达200亿，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战费的三倍，是建国后花费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援外。进入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对印度支那问题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即由维持日内瓦协议所确定的分区而治，变为支持越南劳动党进行解放越南南方的斗争。这一决策的实施，开始了我国为时十几年的援越抗美斗争，其间作为这一斗争的辅助还进行了援老、援柬抗美斗争。政策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9-1962年转向支持越南解放南方的政策。第二阶段：1964年全面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援越抗美阶段。1964年8月3日，突然爆发了“东京湾事件”，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美军扩大战争使我国面对重大的战略选择：如继续大力支持越方以升级方式对抗，就要准备参与对美作战；如适当限制援越规模，是否可能缓和紧张局势。第二，加强保卫领空和边疆地区。第三，采取外交措施防止战争扩大。1965年春季美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后，中国立即决定加强对北越的各种援助，并直接派遣军队进入北越。中国积极支持北越抵抗美国，使双方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只不过掩盖了双方的矛盾，这些矛盾从发展趋势看是越来越严重。分歧包括：1，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给中越关系带来的摩擦。2，中苏关系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3，在美越和谈问题上的矛盾。虽然存在矛盾和分歧，不论在各个阶段影响中国政策的因素如何复杂，中国支持北越的政策目标是贯彻始终的，即制止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国家统一。这与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目标是一致的。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美国人民看到，美国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付出了无法接受的人员伤亡，却摧毁不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和战争能力。在空前高涨的美国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民解的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干部被捕被杀，总之他们的士气也因牺牲巨大而严重低落。约翰逊于3月31日对全国发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