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教案04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转型（1978-1989）

第四单元、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转型（1978-1989）第1节：清除极左外交的影响三课时1、极左外交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根源。（50分钟）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在时间上是同十年文革的极左外交相连接的，它必然是在清除极左外交的影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不论当时的诸多政治观念、表述国际事务的政治术语等等，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陌生或不可思议，它们毕竟是那个时期开始清算极左外交和重新认识国际事务和探讨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有必要梳理和澄清当时的一些基本概念。所谓“左”或“极左”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定义上的差别，特别是冷战时期推动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纷繁复杂，一些看上去“激进”的政策行为未必同出一源，一些被称为“温和”的政策也未必完全源于务实的思考。“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这一点延伸到中国对外政策领域，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不同的特征而已。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根源包括几个方面：长期闭关锁国的环境、国内极左思潮的必然延伸、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决策体制等。这些因素导致了特定时期中国形成极左的对外政策并长时间难以克服。2、清除极左外交的影响。（50分钟）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有一个过程，从1978年开始，到1985年才基本结束，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由国际因素引起中国向美国打开大门，并由此引起外交战略调整不同。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由国内因素决定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出发点，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进行了重大的实质意义的战略调整。之所以有重大的调整，与当时中国国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首先，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这是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时代主题问题开始有新的认识：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可行的。1985年邓小平对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主题作了进一步判断和概括：“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字”。其次，对国际战略力量划分有了科学的认识，对国际力量构成的不同分析对中国外交产生全方位影响。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态度从以往否定性批判转向建设性介入与参与；国际斗争方式由以往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对建设国际安全机制的认识由以往认为国家间只要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能够维护和平，只有奉行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挑起世界大战，其它小的区域性战争我们也将它纳入两极争霸的框架中认识，转向世界大战打起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威胁着和平，但不一定必然导致战争。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某种安全对话机制，与不同国家保持经常的信息沟通，争取互相理解，并最终建立互相信任。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政策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其中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注重经济利益、增强综合国力是当今世界各国认同的最终目标。为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并且在和平共处、加强合作、促进发展方面取得异乎寻常的一致性。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重新定位。首先，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客观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其次，客观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自尊自大，又不妄自菲薄。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略。3、新时期外交政策的形成。（50分钟）（1）全方位对外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中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是最为主要的调整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客观现实表明，在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是不受欢迎的，并注定要失败的。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2）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实行的是结盟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国家利益。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三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80年代以后，中国总结过去30年外交经验并根据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第2节：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曲折发展二课时1、中美关系正常化。（50分钟）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苏联因素、台湾问题、越南问题、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等问题都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并且使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有起有落。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经济战略目标，迫切需要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并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国家战略的转变成为推动中国争取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力。这一时期苏联推行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卡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下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国领导人对这次中美建交谈判十分重视，邓小平过问每一轮的情况。由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中美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第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2、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1980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里根政府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围绕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斗争。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国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是最后解决。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中美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斗争也一直时有发生，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势头。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3、中美关系的发展与问题。（50分钟）80年代中美关系总地说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逐步发展中给中美关系带了新特点，使中美关系实际上改变了单纯建立在反苏合作基础上的战略关系，具备了更复杂的内容。中美关系在转型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基本特征。概括地说，这些特征包括了“重要”、“全面”、“复杂”和“具有渗透性”等四个方面。“重要”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重轻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外部力量的严重牵制和影响下，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自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度，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复杂”是指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容和范围都越来越广泛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敌”或“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等等范畴，都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如此。“渗透性”是指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各自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两国的国内政治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在两国内部对对方的某一种看法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普遍意义，或者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呼声就一定会一成不变地张扬下去。进一步说，双方都有可能通过影响对方社会内部的形势来影响对方的政策。冷战后中美关系经常面临麻烦和危机，也正是在不断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中，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这种看上去是相当矛盾现象，正是由上述特征造成的。它们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既不会出现以往那种大悲大喜的戏剧性变化，也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第3节、中苏关系正常化一课时1、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50分钟）70年代是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国内国际局势都开始发生变化。苏联方面，由于在70年代大肆对外扩张,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苏联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变化，提出了在外交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新政治思维”，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强调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停止对抗、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加强合作，强调与西方和平共处。在这个背景下，苏联领导人提出了缓和中苏关系的建议。中国在80年代初边开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主要是为国内建设创造条件。当苏联领导人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后，中国作出了反应，在缓和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消除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这三大障碍是指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其中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这是由于中苏之间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峙,正是在柬埔寨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和和改善，到1988年末，苏联方面逐步地公开宣布消除三大障碍，中苏边界谈判也取得了进展。1989年2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北京会晤后,发表了《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在声明中,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了一些一致的看法。至此,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消除关系正常化中的障碍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