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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高等教育 > 历史学 > 复旦西方社会思想史课件09德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
9.德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本章重点本章重点可简述为康德问题与黑格尔问题。康德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的二重性:人如何既是自我激励的又是社会取向的?个人的合目的性如何与历史的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把握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黑格尔问题的焦点是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是独立而不自足的领域。不仅构成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过程需要接受调节,而且市民社会本身只能通过与国家这更高层的组织结合,才能避免被毁灭.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康德的人的问题的二重性人类学意义上人的二重性:人既受制于自然因果必然性;又具有本体意义上的道德自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人的二重性:为野心、私欲和自利心驱动的人和在同伴中谋求认可的人,非社会的社会性旨在解决个人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目的性的统一康德面对的自由的传统霍布斯认为人完全受欲望的必然性支配,没有意志的自由。霍布斯将自由等同于必然。将这种观点推广至社会就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宿命论的。斯宾诺莎把自由视为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仅此而已,斯宾诺莎并未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而只是用认识所获得的自由感超脱于其它一切奴役人强制人的感觉,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自由”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取消了人的社会行动,这种行动的自由本质上关乎政治的自由对卢梭来说,构成问题的正是行动的、政治的自由。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由会因不平等的社会奴役和迷失方向的文化而丧失,却不能因强制而出卖。保障人天赋的自由,惟有通过自由人自己制定的法律。康德的自由既反功利主义又反绝对主义康德同意霍布斯,作为感性世界或现象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因果链条上的被决定的一环,无自由可言,但必然只是经验现象的属性;自由意味着就人的道德行动而言,人无需上帝,也无需求助于任何别人,每一个人都被赋有一种理性机能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道德就意味超越因果决定的必然性而仅仅依从由善良意志发出的命令行事。这种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伦理学既与功利主义相对立,因为后者试图从经验的善利中引出道德原则;又与绝对主义相对立,因为它将外在于个人的道德权威引入伦理学,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个人的道德主体性原则,而这种外在权威通常就是建立在宗教禁令、文化习俗之上的传统伦理。康德自由与自然二元论的难题康德的自然的人与自由的人的二元论不仅未能弥合自由与必然的由来已久的分裂,反而加深了这种分裂。因为如果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他摆脱了他的实际的历史实践的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他就不可能是历史的主体;反过来说,如果人是历史的主体,他就是在历史因果的链条之中,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历史的进步非出自个人之善历史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不能被理解为是个人的事业,而要被理解为是人类(族类)的事业,是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尺度范围内求解的;它涉及的不是个人的善,而是人类的至善,其目标是把“社会团体转变为道德的整体”。而其实现过程类似于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的利己的个人的盲目追求,康德用了一个“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blesociability)的概念来阐述他的这一历史进步观(对比中国文化内圣外王之道)历史进步非个人的合目的性而是历史的合目的性人们在社会中既不像动物那样依本能而行动,也不是像理性世界的公民那样,按协调一致的计划和崇高的动机行动,而是按利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的目的。表面看来人的行动似乎不受规律支配。但大量统计资料表明人的行为服从永恒的规律,一如四时交替。康德在其《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写道,“每一个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认识到,当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并往往损害着别人去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他们无意中被引向自然所欲的路线前进,并且不自觉地推进了这一目的;而这一目的,即使他们知道了,也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即便在所谓的启蒙时代,民众在迈出每一步,采取每一个行动时都没有考虑到未来.各国偶然建立了一些机构,事实上,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并非人们有意这样做.(佛格森)人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动物”人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动物。人既有过社会生活的倾向,同时伴随的是一种时时危及社会的抗拒(社会)的倾向。在康德看来,个人主义或非社会性的最深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希望仅按自己的想法来安排一切事情。其结果,我们不难估计到其它个人会对我的这种自主欲望进行抵抗。如果每个人都是自我取向的,那么别人自然不会顺从我的愿望。吊诡地是,从历史的观点看,“正是这种抵抗激发了他的一切能力,迫使他克服天性的懒惰并且在虚荣心、权力欲或自私心的鼓舞下,在自己周围的人中间为自己取得地位,这些人诚然是他不能容忍的,但没有们他又过不去。”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使人逐渐变成文明的、有技能的和有教养的人,通过与别人的竞争与合作,他发展了他的潜能,他也开始按社会的法则规范自己的追求;为了比别人更强,人类成长了,同时彼此更加类似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由于我们追求超过别人的成就而发展起来。如果没有这种孤独性,没有相互的抵抗,人就不成其为人。人的各种自然禀赋都将蛰伏而不能发挥出来。自然的历史与自由的历史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事情;自由的历史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事情。对于在使用自己的自由时仅仅看着自己的人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失;对于把自己的目的置于人之中而以人类为指归的自然来说,这意味着得。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市民社会是任性和必然性的存在市民社会是放任的不加约束的经济力量的产物而非理性或自觉意识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发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这样,市民社会成员由于相互需要结成的统一“不是伦理性的同一,正因为如此,它不是作为自由,而是作为必然而存在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个人进行社会化的第二个场所,其基础是理性。他把国家定义为“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的现实。”这个定义表明,黑格尔与康德不同,他不仅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机构,而且还从国家这一术语的广义出发视其为展现一个民族伦理生活的有机体。这种伦理生活表现在一个民族的习惯、习俗、共同信念、艺术、宗教和政治制度中,简言之,它表现在其社会价值模式之中。这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polis和孟德斯鸠的国家。个人只有通过国家才具有真理性政治和法律只是总体中的一个环节,其它的环节对此总体同样作出了贡献:宗教、艺术、哲学,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等。由于个人是融合在其国家和时代的整体文化之中的,又由于他是其“国家的儿子”与“时代的儿子”,所以他只能通过国家去占有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的价值和实在,“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来说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历史理性的机智黑格尔认定人的行为是受激情、自我的狭隘的利益支配的,抱怨人的自私或期望有一天人们都能成圣成德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人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某些既非他们所意欲又非他们意识之所及的结果却产生了,黑格尔将这称之为“历史理性的机智”,迫使人们将其盲目的激情及短视的知性行动为普遍性的历史目的服务。理性隐藏在背后,而让激情为自己行动,世界迈向进步,代价则由个人付出;“理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是由个人的情欲承受这种惩罚”。由于“理性的机智”,个人的任性最终转化为世界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同一些个人的被强制性则转化为世界精神的自由的展开与上升。历史是人的激情、希望和利益的巨大坟场,但理性和自由始终在历史上胜利地前进着。时势造英雄关于这些英雄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们完全属于资料的范畴。这是因为,第一,世界历史人物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就像谷物的空谷一样不再有什么意义”;第二,不可替代的历史活动家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某个人似乎在扮演着历史所不可缺少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仍然是可以找到另一个觊觎者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时空,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个人除掉,那么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哲学与时代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末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ReferenceandQuestionReference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Question比较康德的“历史合目的性”与黑格尔的“理性的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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