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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经典故事【范例8篇】【参考指引】此文档资料“党史经典故事【范例8篇】”由三一刀客网友为您精编整理,供您阅读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分享下载吧!党史经典故事【第一篇】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党史经典故事【第二篇】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党史经典故事【第三篇】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党史经典故事【第四篇】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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