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

【英文标题】TheDifferentiationofPeasantEconomyofEngland1350～1640HuangChungao【内容提要】本文讨论1350～1640年英国农民分化问题，对传统的商品化导致两极分化理论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该模式不足以解释英国农民分化的复杂性；同时论证英国农民分化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作者认为，只有结合长期的人口变化趋势和家庭人口周期以及商品化来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农民分化的历史实际。【摘要题】世界经济史【英文摘要】ThepaperdiscussesdeeplythedifferentiationofpeasanteconomyofEnglandfrom1350to1640.ItquestionsdirectlytheclassicalmodelofsocialpolarizationledbythecommercializationaboutthedifferentiationofEnglishpeasantry，andpointsoutthatthemodelsimplifiesitscomplication；itexpoundsandprovesthatdifferentelementshavefunctionedtothepeasanteconomyinmanyways，andresultedtheappearanceofthedifferenttypesofdifferentiationinEngland；itconsidersthatitispropertocombinethoseelements，includingthelongtrendofpopulationchange，thefamily-cycleofdemographicchange，andthemarket-orientatedproduction，toinvestigatethehistoricaldifferentiationofpeasanteconomyduringthisperiod.【关键词】英国/农民经济/两极分化/人口分化/新马尔萨斯主义/继承制度SocialPolarization/DemographicDifferentiation/Neo-Malthusians/InheritanceSystem【正文】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变迁，涉及经典的两极分化模式、农业资本主义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外学界历年来对此问题时有讨论，国内学界则关注甚少（注：托内、希尔顿、戴尔等几代学者对英国农民分化问题有并不充分的讨论。最近，英国学者简·怀特尔又探讨了农民分化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国内学界虽然对中国农民分化问题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但对英国农民分化较少关注。）。本文拟分两个阶段来分析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以揭示其复杂性。一1350～1500年是英国农民经济分化的第一阶段。此阶段总体特征呈现上升趋势。列宁说：“农民中一切经济矛盾的总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农民的分化。”[1]（p.146）学者们通常根据份地的大小和动产的估计来判断农民经济的差异。份地变化的情形可以证明1350～150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上升，例如在15世纪的伍斯特主教区，中小份地较13世纪末明显减少，大份地则明显增加，显然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运动[2]（p.300）。表1显示出，中小份地的减少与大份地的增加相一致；中等份地向大份地上升，小份地向中等份地上升；但这种上升不是等量代替，故中小份地总的来看呈减少趋势。此外，表1还明显表现出，各个庄园总的农民份地数有较大幅度减少，克里夫庄园减少43％，翰伯雷减少39.5％，哈特里伯雷减少41.5％，只有亨伯雷略有增加（4％）。这一方面说明，伴随人口减少，承接份地的佃户也减少了；另一方面，大佃户的增加意味着兼并的存在。戴尔观察到，这一地区30英亩以上的份地数“急剧增加”[3]（p.141），[2]（pp.299～300）。表1.1299年和15世纪的农民份地规模学者布里特内尔发现，在15世纪的东盎格利亚，30英亩以上的份地数占所有可计量份地的10％[4]（pp.614～616）。普斯的研究证明，黑死病后东盎格利亚40英亩份地的比例从2.3％增加到4.6％[5]（pp.16～19）。简·怀特尔发现，在诺福克郡，虽然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但乡绅以下诸阶层人士的命运都有改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6]（p.224）。波斯坦认为，关于15世纪农村居民状况的描述，“经济地位的上升”比“分化”更为真实且更方便。他还认为，如果适当地上调份地的标准，则中等农民仍是主要代表[7]（pp.156～157）。1350～1500年间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不仅体现为份地面积增加，还体现为生活水平提高。工资水平上升使农民劳动力的生活大为改善，即使他们没有多少土地，也并不意味着穷困。波斯坦认为，黑死病的直接影响以及上升到佃户之列，这两个因素造成小土地持有者人数减少[7]（p.158），[8]。戴尔认为，1350年后伍斯特主教区的小土地持有者和工资劳动者不能被称为穷人，所谓穷人是指那些年老体弱、无力谋生的人[2]（p.350）。波尔顿认为，工资劳动者生活不错，是因为土地和人口之间的比率变得对他们有利[9]（p.241）。14、15世纪的历史证明，随着人口减少，土地相对富余，无地少地的农民人数减少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总之，1350～150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小份地减少，大、中份地增加。虽然仍存在大中小份地的差异，但总体来看这种差异或者分化相对缓和（注：从考古发掘的农民房屋的一致性来看，农民的社会或经济分化缺少证据。）[10]（p.217）；虽然不能像波斯坦等人那样认为15世纪乃是英国农民的黄金时代，但总体来看英国农民经济在14、15世纪确实出现了以上升为主的中农化特征（注：希尔顿认为，14、15世纪，在英国农民阶级内部，分化并没有多少进展。）[11]（pp.51～55，p.91）。为什么1350～1500年间英国农民经济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最直接也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来自人口与土地资源比例的变化。黑死病造成英国人口剧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者们一般认为，英国人口在黑死病后损失了1/3～1/2。而且英国人口的减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1348年的黑死病继之以一系列影响程度不等的全国性鼠疫，如1361～1362年和1369年的两次瘟疫使整个六十年代都被冠以“黑色”称号，14世纪末、15世纪又有多次鼠疫发生[12]（pp.568～569）。因此在1348年后近1个半世纪之中，英国人口都未能复原，遑论达到1340年代的水平。曾经有人估计，1300年英国人口为4～4.25百万，1375年则为2.25～2.50百万，人口减少将近40％[13]（p.234，p.402）。人口减少了，土地却基本没有变化，于是农民有了增加土地的机会。许多地方都出现的农民土地平均规模扩大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莱斯特郡的凯伯沃斯哈科特（KibworthHarcourt）村庄，黑死病后家庭份地平均规模从12英亩增加到24英亩[14]（p.125）。在诺福克郡，13、14世纪该郡农民的份地平均规模一般在3～5英亩之间，而到16世纪初，如黑文翰比绍普斯（HevinghamBishops），1509年为11.7英亩；莫尔雷勋爵（LordMorley）的土地上，1529年为13.9英亩；萨克索普迈克尔霍（SaxthorpeMickelhall），1500年为19.4英亩。比较两个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份地平均规模确实增加了[6]（p.191）。农民土地平均规模的增加与各地直接佃户数量的减少相伴随。在格罗斯特郡，海福尔斯翰（Haversham）庄园1305年的佃户数为52，1458年减少为35；克里夫庄园1299年佃户数为94，1349年为61，1474/5年为53；比波雷1299年佃户数为31，1349年为7，1431年为12。在伍斯特郡的翰波雷，1299年佃户数为86，1349年剧减为31，1466年恢复为52[6]（p.197）。这些数字变化可以说明，造成农民平均份地规模增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土地和人口比率发生了有利于农民的变化。但是，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为何只是导致小份地农民数量的减少，而没有产生出更多的大农场呢？对此问题的解释要着眼于具体而微观的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其中继承制度乃是最值得关注的。英国农村社会实行以长子、幼子以及诸子分割继承制为代表的继承制度。一般来说，一子（长子或幼子）继承最有利于家庭土地财产稳定，诸子分割则相反。研究发现，在土地充裕地区往往实行诸子分割继承，而土地紧缺地区则多实行一子继承。大量事实表明，在14、15世纪的英国农村社会，一子继承与诸子分割继承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当黑死病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土地市场价格相对便宜时，父亲可以为其他孩子从市场获得土地，而将主份地留给一个孩子。这样既维持了家庭财产稳定，又为不能继承主份地的其他孩子建立起了新的经济[14]（p.117）。因此，实行一子继承并不排斥其他孩子获得土地和财产的机会，甚至女儿也有陪嫁。通过这样的继承习俗，减少了无地、少地农民的数量。人口减少之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就此体现出来。除了继承制度的模糊性，我们还注意到，在一些地区，家内继承本身在农民土地处分中不再特别重要。继承水平低与土地易手快构成了14世纪末、15世纪许多地方的鲜明特色。例如在坎普塞（Kempsey），每年有多达10％的份地易手。在西米德兰地区的怀特斯通（Whitstones），1377～1389年家庭内部的土地转让占16％，而家庭之间的土地转让占26％；到1390～1399年，前者变为15％，后者变为19％；1430～1439年，前者是14％，后者是5％；1440～1449年，前者17％，后者45％；1450～1459年，前者15％，后者8％；1460～1469年，前者14％，后者20％；1470～1479年，前者21％，后者38％；1480～1499年，前者8％，后者56％[15]（pp.283～286）。比较前后两者数字变化，很可以看出农民继承重要性的降低。这种低水平继承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家庭没有继承人所致；也有不少是孩子们离开本地，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的结果。因为土地资源相对富余，他们到其他地方也不难获得土地，或者受到雇佣。孩子们离开后，父亲就不得不放弃份地。这说明一个家庭的人口减少往往意味着份地减少，而人口增加往往意味着份地增加。这种情形在中世纪晚期英国各地都很普遍。例如西米德兰地区的农民瓦尔特·茹什米尔（WalterRushemere），1456年大约20岁时从寡母处继承了9英亩土地；1478年作为“下佃户”（sub-tenant）又得到半码地（half-yardland）（注：1yardland=30英亩。），这时他已有6个孩子，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他们；1488年他的转租协议结束；到1506年他死时还是只有9英亩土地[15]（p.287）。很明显，他的土地的扩大和缩减是与其家庭规模大小相一致的。这种模式甚至在几代人身上重复。例如在前引坎普塞庄园，1450年代托马斯·贝特（ThomasBate）的土地最多时有18英亩，1456年被没收12英亩，1464年他死时只剩下6英亩：他的儿子瓦尔特·贝特（WalterBate）1456年得到了他父亲失去的12英亩土地，1470年又从其寡母手中得到6英亩土地，1471年他从自营地中承租了一小块土地，1477年又得到另一块土地，在他32～39岁期间，家庭人口和土地都达到最大规模，但是像他父亲一样，他的孩子中没人接手他的土地，他只能把土地分散出去，到1500年他死时也只剩下6英亩习惯持有地，且落入外人手中[15]（P.288）。农民的这种土地处分习惯，造成家庭大农场难以兴起。因此，从微观上，农民的继承制度以及他们谋生为主的经济选择，造成他们能够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利用有利条件改善生活，但是难以发展成更大的农业，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