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匮乏到过剩的宏观经济

三中全会前的几十年，也许包括此前的中国经济，都是供给严重不足，或周其仁先生称为“绝对匮乏”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供给满足不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理和社会需要（我想是让一个人有尊严的活着），大部分社会成员只能解决基本温饱，相当部分农村居民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在一个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经济中，自然也不会有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问题，总需求可以认为是无限的，或者说我们面临一条水平的总需求曲线。因此，经济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唯一地依存于总供给，或社会的生产能力。投资越多，生产能力或总供给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因此从延安时代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事实上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经济工作。在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中，中央计划机关可以简单地根据居民的生理需要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在什么地方：“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多打粮食，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多炼钢铁，实现国家工业化，增进生产能力或扩大供给。在“绝对匮乏”条件下，如果总需求仅限于已有的产出或总收入，宏观经济也可达低水平均衡。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如扩大货币供给量实现超过储蓄和税收的投资和政府开支，就会出现超过总供给的总需求，引致通货膨胀，并可能显性地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如上世纪89-90年代中期；也可能在严厉的价格管制下，隐性地将物价水平的上涨转化为限制货币的使用，使其不具购买力，如上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总供给和居民收入都在相应增加。不断增加的收入，使得居民除了满足日常需要后，有了越来越多的收入剩余，从匮乏走向了相对“丰裕”。1978年，全国居民储蓄仅为210亿元，人均约21元。到2008年底，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21503亿元，加上70599亿元的其他金融资产，总储蓄共达212902亿元。若以13亿人口计，人均储蓄约22469元。居民收入来自其向社会提供的相应产品或服务。或者说，居民的收入总是对应着相应的产出。因此，储蓄意味着这部分相应的产出未被居民自己所消费。如果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正常投资不足以吸收这部分产品，生产就会因需求不足出现过剩，部分产品没有市场被积压，进而导致企业裁员，失业增加；缩减生产，产出下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资源被闲置，严重时甚至出现经济衰退。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居民收入增加，未能用于消费的储蓄越来越大，且不断累积，生产能力过剩或需求不足成为常态。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实现了从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度的经济向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的逆转。从匮乏向过剩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欧洲和北美大约发生于19世纪中下叶）。在宏观层面或平均收入意义上，我们一直忍受着匮乏、短缺、饥馑、贫穷。有限的生产能力或供给仅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需要，任何人为或自然的灾变导致的供给下降，往往都会导致无法满足相当数量社会成员生存需要，从而引发人口的大量非正常减少和社会动荡。因此，自古以来的经济政策，都旨在扩大生产，增加供给。而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中，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只会加剧供求失衡，带来更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过剩，使我们面临着一条近乎水平的总供给曲线，均衡产出或经济增长，完全依存于需求。需求越大，均衡产出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因此，剌激需求，以需求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引导投资和供给，或由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政策取向。事实上，一些具体的政策和宣传口号，从90年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的政府总是宣传节俭的美德，鼓励居民储蓄，“勤俭持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雷锋精神重要内容之一。在银行门前经常可以看到“踊跃储蓄，支援国家建设”的标语。但到上世纪末，“增加消费，拉动内需”的口号经常见诸官方文件和传媒。然而，不知是受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生产决定消费”的影响，还是长期供给不足，饥荒、消费品匮乏，通货膨胀的历史给人们留下的深刻的、不可磨灭的、梦魇般的记忆，公众、相当部分经济学家和当政者的观念（也许是潜意识）仍然停留在短缺时代。增加生产、扩大供给仍然主导着我们的经济思维和经济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投资不仅会扩大当期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扩大未来生产能力，从而容纳更多的就业，生产更多的产品。除了对生产潜意识的关注，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也强化了以投资和生产扩张为中心的经济。对地方政府而言，在统一的全国市场中，并不存在局部地区或行业的供求平衡。每个地区提供的产品并不必然需要当地的需求，当地的需求也并不必然由当地的供给支持。也就是说，A地区的过度需求，并不仅由A地区供给产品，在A地区实现总供求均衡；同样，B地区需求小于供给，也并不需要在B地区均衡，产品可以出售到其他地区。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也不会有宏观总供求均衡意识。剌激需求对地方政府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对地方政府有意义的仅是通过投资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投资既可计入当期GDP，未来形成生产能力后，所生产的产品又可计入GDP，并可通过征收投资税（不清楚是国税还是地税）、形成生产能力后的各种地方税扩大财政收入。投资还可以增加地方就业，带动相关配套服务，拉动地方经济。因此，对地方政府，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有万利而无一弊。因此，即使出现普遍过剩或需求不足，地方政府并没有责任，也不可能通过降低所在地方供给以实现供求均衡。这也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之一或“合成谬误”吧。投资在扩大化当期总需求的同时，又会形成未来更大的生产能力，更大的供给。而剌激投资的政策，还会挤压普通居民收入和消费。如果消费需求不能随生产能力相应扩大，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只会形成更大的供求缺口。一、企业投资生产是要获取利润。要吸引投资，必须使投资者有获利预期。在消费需求不足以支持现有生产能力，从而投资收益受到需求约束条件下，为剌激投资，只能通过政策手段降低投资及生产成本。为吸引投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中央政府对外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的各类税收减免。迟迟不愿开征资源税，过低的环境税。特别是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甚至超越权限，竞相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竞争投资项目。同时，以大量财政投入为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明的如最近流产的安徽霍邱县给大昌矿业集团6亿元奖励。隐含的补贴默许对环境的破坏，放纵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廉价提供矿产资源开采权，以低价的油、煤、电（全部电力有80%以上用于工商业）等降低制造业使用资源性要素成本；政府大规模投资生产性（而非福利性）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建设，便利生产，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在经济增长缓慢时，通过降低利率减少企业财务成本。在国内市场不能消化过剩产能时，鼓励出口以解决过剩的产能。为此，政府在对企业的一般性优惠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出口税，出口退税，降低汇率，从多方面剌激出口。这些补贴或是直接增加了企业收入，或是直接或间接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投资风险。从而即使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且存在严重代理问题或高额代理费用条件下，企业仍有很高投资回报率。据2006年5月的世界银行《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季报》，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从1998的2％上升到了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在同期从7.4％上升到16％，中国的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5％。二、政府向企业提供的补贴，无论是直接的货币补贴，还是税收减免，提供基础设施或其他公共资源，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从纳税人（其中相当部分来自普通居民）向企业的转移支付。在投资者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普通居民的福利被损害，如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存环境的污染。同时，如下图所示，除06年后经济增长率下滑外，居民收入增长始终低于GDP。按最简单的算法，这个差额只能加在投资收益和政府收入增长率上。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增长小于GDP增长部分，也就是投资收益和政府收入增长大于GDP增长部分。因此，投资者以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速度增加着财富和收入，而普通居民收入则滞后于经济增长。按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上半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和8.1%，近十年来首次超过了GDP增幅。然而中央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2009年2季度城镇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为－8.6。据说这两个数据的背离主要是因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没有包括一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他们在受到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影响的同时，并未直接受益于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三、居民收入增加后，是否扩大消费，以多大的收入比例扩大消费，即居民的消费倾向多大，依存于很多因素。这方面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我想强调以下几点：1．富人的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故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分析传统，通常都假定富人不消费。因此，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中拉得越大，穷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低，消费越是滞后于生产。2．在一个经济及收入高速增长的经济中，代际收入本身会被迅速拉大。加上我们收入分配或工资政策的变动，这种差距更大。以北京为例，一个普通高校大学毕业转正后的年收入在1980年大约500-600元，之后逐渐上涨，现在大约可达2-3万元。相应的，1980年代的退休职工年退休金500元左右，现在行政、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有几万元。退休越早，相对于后退休者收入越低，特别是相对于更为年轻人的比较收入。而随经济、社会发展，大量更高质量的消费品进入家庭成为生活必需品，如手机、有线电视、电脑、网络，甚至汽车，为支付更高的生活费用，包括更高的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在缺乏充分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自我保障应是大多数居民的选择。3．对土地供给的严格控制导致的房价飞涨，在给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的土地收入、税收收入，GDP增长或政绩的同时，使相当居民生活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恐惧中沦为房奴，或攒钱等待买房，或买房后不停还贷，还能有多少钱购买其他消费品。4．为了分享投资高收益，居民收入大量进入股市，也抑制了消费。如下图所示，随经济增长，GDP与消费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伊始，就将“民生”置于重要位置，不断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仅仅将“民生”理解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稳定的需要，当面对“保八”、就业率、强国梦对投资的依赖，“民生”必然是无力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企业与居民上演的各种冲突，污染企业与周边居民的冲突，矿产企业与农民的冲突、房地产商与折迁户的冲突、代表开发商的物管与业主的冲突、工人与老板的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可以看到资本（投资者）对民生的挤压。但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对资本的保护，对企业的强力支持。地方政府似乎从未有过对其辖区居民的真正关怀，甚至缺乏基本的公正态度。维护居民的权利，补偿居民的损失，安抚居民的情绪，并非真正出于“民生”的考虑，仅是为了避免“群体性事件”，维持稳定。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剌激投资、鼓励生产，甚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了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使中国经济迅速从匮乏走向过剩。然而，在已经供给过剩的经济中，继续延续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只会恶化宏观经济环境，甚至陷入需求不足—投资（出口）—扩张生产能力—更大的需求不足—更大的投资（出口）的恶性循环。因为投资是把双刃剑，在拉动当期需求的同时，也扩大了未来的生产能力或总供给。而鼓励投资、鼓励生产的政策，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限制了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扩张，供求缺口不断拉大。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生产能力扩张一旦达到某种极限，即不再可能进一步投资或出口时，我们将不得不通过一场衰退，在企业破产，员工失业，GDP大幅下降，资源严重浪费中重新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从下图可以看到，在次贷危机2008年秋冲击中国前，经济增长率已经从06年的高点下行（此问题我将另文说明）。长期剌激出口，吸引外资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外汇储备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