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

孟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赵麦茹①（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对孟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目前学术界却鲜见有专家学者能够从生态角度对之进行探讨和研究。笔者试探性地从孟子之思想根基入手来分析蕴藏在孟子经济思想中的生态因子并点出其对当代的启迪，以期能抛砖引玉。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绝非偶然，孟子之经济思想亦是如此。孟子经济思想何以会蕴涵如此丰富的生态因子，追根溯源，三大根基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三大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与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一、思想根基1、天人合一——哲学根基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最本质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先秦儒家思想文化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孟子师承子思，而子思更为注重天与人的通悟式沟通与融合。他的《中庸》将“天人合一”的境界宣扬至一相当高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的主题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要达到一个主客合一、天地合一、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社会中的‘和’是跟自然界中的‘和’相适应的……自然界也是一个大和，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这种分析真可谓一针见血了，将《中庸》所宣扬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主张揭示得淋漓尽致。师承子思学派的孟子继承儒家“天人合一”之学说要旨，孟子也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尽心上》篇他这样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以下凡涉及孟子思想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显然，他强调主观的先验的道德体验和宇宙的普遍法则是相通的，简而言之，他认为天人是可以相通的，这是“天人合一”说法的另一表达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还在逻辑上验证了天人能够相通的可能性，他以“诚”作为连接天与人的桥梁：“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天与人之所以能够感应就在于他们有一个交接点，这一点就是“诚”，诚是天之秉性，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应这种“诚”，有了“诚”这一桥梁，两者很好地实现了互动。“诚”也就成了双方共有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因为“诚”，天与人实现了合一。不过，在追求天与人的合一过程中，孟子更为强调人的因素：“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孟子注重人的自身努力与他的心性观不无关系，孟子认为人之向善思诚之心是不待验证的，属于先验的范畴，也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发扬这种心性，反身而诚，那么天与人也就很容易达到合一的境界了。上述言论孟子所涉及的“天”都属于道德层面，这种道德层面的“天”在孟子思想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不过孟子也有关注自然之“天”的时候，他和孔子一样，也很容易从自然现象中体悟到哲学道理。《离娄下》篇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和《尽心上》篇之“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这两段论述都是孟子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领悟到一定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从流水奔流不息中看到提供流水动力的源头活水，所以有所感悟，认识到君子在追求道义的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努力学习，学成方可出仕，这里，君子的不断学习对应的正是流水之源头，宋朝朱熹对孟子所要表达的意思领悟得比较深，所以他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妙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谓得孟子思想之要旨。总之，孟子从自然之道体认为人之道，这种体认过程本身就说明孟子在实践层面对天人合一已经给予相当的关注。①作者简介：赵麦茹（1975——），陕西临潼人，女，汉族。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2、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逻辑根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内圣外王、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思路，他的“性善”更是为这种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方面：孟子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善”这是不须论证的命题，性善是先天的先验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人的善性与生俱来，且根植于人内心深处，不会因为外界的人为因素而加以改变。性善通过以仁义礼智为渊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四心”是人的性善的载体，通过“四心”人的仁心得以体现。这种仁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所以要充分挖掘这种仁政资源就必须“反身而诚”，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修养。虽然“反身而诚”讲求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体认“仁心”，但是具体来说该如何内省，孟子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联系孟子在《告子下》的一大段论述来看，他似乎并不排除借助外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坎坷是帮助人“动心忍性”实现内省的一种催化剂，能够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人才能够胜任“天”所安排给他的“大任”，才能出色地完成其内省的任务。孟子将君子的这种内省看作其“外王”的前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换句话说，孟子是主张在提高自身内在修养的基础上鼓励君子向“外王”的方向发展，完成辅佐贤君“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孟子本人便以这种心怀天下的情怀自居，在《公孙丑下》篇他如此感慨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怀才不遇的感慨中孟子所肯定的却是君子应当在机会成熟的时机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看来，孟子的内圣外王思路是特别明晰的，他本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下》）便是对其内圣外王思路的最好诠释。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方面，孟子仍在性善学说的基础上一层层推进。首先，孟子认为既然人之性善是不待验证人人具有的，那么仁心的这种普遍性存在就为仁心的推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其次，孟子以“类”的概念来解释此人何以能够感受彼人之思想情感的原因，《告子上》孟子以一大段论述来阐述这一点：“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为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都属于同一“类”，其耳目口心对于相同的东西都会产生类似的反映，这种类似的感官感受就是一个人能够以己之体会领悟他人之体会的最基本原因。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论，孟子将他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思路顺利地延续了下去。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看到了人人都拥有的仁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只要充分利用这种仁心，天下之治理就易如反掌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同理，《梁惠王上》篇孟子从齐宣王不忍心看到牛被杀掉用来“衅钟”之事看到他的不忍之心，并劝他将之推广开去，以便早日实现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可以看出，这是明显的推己及人思路。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倡将人之仁心再次推而广之，将之推广于整个自然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号召君子在亲近亲人、以仁德对待百姓的基础上爱护万物，至此，孟子彻底完成了其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思路。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在这种推广过程中，孟子赋予各个阶段的感情色彩不是同一般厚重的。他的“亲”、“仁”、“爱”是三个情感色彩依次由重到轻的词汇，“亲”是最高层次，针对的是自己的亲人，其次是“仁”，针对的是百姓民众；最后是“爱”，针对的是万物。孟子的这种思想明显是受到了孔子之“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爱有差等之思想的影响，不过，毋庸质疑的是，尽管在这种推恩的过程中“亲”、“仁”、“爱”代表着三种有差等的爱，但三者都没有脱离“爱”之主题；尽管三者所针对的推恩对象有亲疏远近之不同，但其思维路径是贯通的：性善——仁政（爱民）——爱物。总之，孟子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使得其拥有了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而这样的情结不仅仅以“修齐治平”等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人类世界的关注当中，还以“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的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自然万物的关注当中，这使得孟子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方面折射出深厚而广博的“大爱”情怀，这种情怀既是对《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生态忧虑意识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之生态和谐意识的继承，又是对先秦之后诸多儒家学子在生态关怀方面进行的一次重要启蒙，董仲舒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3]和“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4]的生态爱护观和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平等观等都说明了这种继承。3、敬畏自然——宗教文化根基孟子对天命充满敬畏之情：“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孟子认为天命是人力所无法抗拒或改变的，天命决定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即使某些人并没有刻意想干一番事业，但天命却会使他成功。就连解释自己之现实遭遇时孟子也将一切归之于天命，《梁惠王下》篇记载，鲁平公本来准备拜见孟子，后因为嬖人臧仓的劝阻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孟子的弟子乐正子知道事情原委后将之告诉孟子，孟子将之归结为天命：“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认为鲁平公想来拜访自己是天命所为，而嬖人臧仓的劝阻也是天命最后不想让鲁平公拜访自己而安排的，一切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天命所安排的，人对此毫无办法。所以如果上天真的想让鲁平公来拜访自己，一个小小的臧仓是没办法阻止此事的，由此可见孟子对于天命的笃信程度。孟子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这种天命决定论的影响下，他将人之出身贵贱等一切事物都解释为天之意旨。“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告子上》），孟子认为氏族贵族之地位是天所受命的，言下之意即人的贵贱等级是天生的，凡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富贵不是天然的“良贵”，孟子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想让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安于现状，也正好印证了他“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之观点，在孟子的这种天命观中，人之主动因素被遏制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里，对人之因素的缺乏信心正好说明孟子对于天命的敬畏。孟子除了对天命存在敬畏之情以外，也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孟子的这种敬畏多体现在对于自然界时令的遵循上，在《尽心上》与《梁惠王上》两篇中，孟子多次强调了这种遵循的必要性：“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前三条材料集中论述的是因循动植物生长规律所带来的正面良性效果，而最后一条材料讨论的则是不遵守时令所带来的严重负面恶性效果，在这两种效果的对比之中，孟子显然肯定的是前者，而对后者加以否定。孟子的这种选择同他对于天命的态度相契合，所反映的仍是一种敬畏之情，不过因为孟子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他的“仁政”主张相融合，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于四时与时令的尊重与因循，所以在很多时候他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就很地容易被人忽视或解读为仁政主张了。总而言之，三大根基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孟子经济思想的稳固基础。在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先秦儒者很难将自己关注的目光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而是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很难将驾御征服自然作为乐事，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为奇妙的是，这些因素也渗入到孟子的经济思想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