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实践

1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实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议员曼弗雷德·格伦德2003年9月14日在中联部所做的报告)做关于“新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实践”的报告并非易事，我希望不至令您们失望。因为我既不是政治学者，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在您面前的是一名偶然步入政治生涯的技术人员。许多来自原民主德国地区的政治家都曾经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因为1989年民德解体后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实践者而非理论家。鉴于对真正的技术人员而言世上无难事，所以人们认为我及我的同事对经济理论也会有一定的认识。应您的要求我将阐述在政治实践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这是个不易的话题。其难处在于，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概念我们还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进行的相关讨论中，“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概念常被应用于完全不同的语境：如从纯政治制度理论角度或更为常见的从对市场经济进行制度批评的角度。毋庸质疑，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及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着眼于在过去的时日里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实行的市场经济，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实现何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前面不加任何限制词的纯市场经济还是-含有社会福利因素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在这后面隐藏的问题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下，政府的任务及对施政的要求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同时也关系到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及对公共事物的民主影响力可能减少的问题。我将尝试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终结。让我们先给“新自由主义”下一个定义。追根寻源，19世纪初的“传统自由主义”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每个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因此它推崇自由的经济运作和最少限度的政府干预。典型的例子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这一经济理念既体现在国内经济的运作中（如“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同时也体现在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及自由海运原则的对外贸易中。但19世纪后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为这一经济理论蒙上了阴影。以此理论为基础的经济体在经济大萧条中相继崩溃。与以上理念相反的经济理论是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鼓吹下出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十月革命首先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引入了俄国。它以成千上万人的牺牲、道德和伦理的沦丧为代价取得了初期的政治成功。20世纪尾声这一经济理论从易北河到黄海遍遭倾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2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崩溃，市场经济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存活下来的经济制度。现今的讨论围绕在实行何种形式的市场经济问题上：-一种是为经济学家米泽斯、海耶克及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所推崇的不加任何限定的纯市场经济，或称其为极端自由主义。在最近历史中主要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分别在各自国内尝试推行此经济制度。-另一种是为经济学家奥伊肯、伯姆、米勒-阿马克、吕斯托和勒普克所推崇的含有社会福利因素的市场经济。此一经济理念最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艾哈德执政时付诸实施。弗里德曼所描述的极端自由主义包含有3个基本原则：1．自由无强制：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的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一方案的基本理念是：当一个人越能满足他的个人需要时，他就越有动力和越有创造性。因此我们需要2．一个自由的市场：竟争是调节市场的唯一机理。福祉的增加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的规模，而并非通过国家的干预实现的。因此要努力促使世界范围内货物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为此人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即3．一个有限的国家政体：国家的职能局限在国防、维护社会安定、保护公民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和创造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从长远来看，市场的自我调节机能将自发地促进经济繁荣。持续的经济发展可以满足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带来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并以此杜绝“曼彻斯持资本主义”的弊端。但是针对以上经济理论的代表者我们不得不提出下面的问题：-市场是否真能通过自我调节而达到“自然的和谐”及增加我们个人和全社会的福祉？（“上帝降福的经济发展”真的存在吗？）-以“看不见的手”著称的竞争机制真的能够融合不同的个人利益，缩小社会差距并提升我们的福祉吗？-这只“看不见的手”难道不是也曾出现过回天乏术的时候，以至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防止引起政治动荡的社会危机的产生吗？-当我们看到政府对经济调节的失败例子同时，不是也应该看到市场对经济调节失败的实例吗？-在建构经济理论时，经济学家难道不应该认识到，经济触及的不仅仅是货币和商品，而且还有活生生的人吗？这里正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弱点。“新经济自由主义”会加深不平等和不公正，就像一头羊群中的狼，任其肆虐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如国际上的南北差距或一个社会中的贫富悬殊现象）3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等于减少外在力量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对经济的影响被其它势力所取代（跨国公司、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于国家，这些势力更加缺乏民主的监督和更加追求单纯的利润。“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危险性在于缺乏对经济运作的民主监督。国家公共事业私有化的程度越深，国家和政策的监控作用就越小。较明显的例子是在英国水务和铁路的私有化过程中及在美国的电力系统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相反在一个严格的隶属于政府的竞争监控机构的监督下，德国的电信市场的私有化则是比较成功的。与此相对，德国的电力和燃气市场的私有化，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督，则明显地失败了。对“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引发了对全球化进程的批评。其代表组织是ATTAC。ATTAC组织在德国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中有坚实的根基，以上两党皆因反对美国的霸权而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在2002年7月的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状况白皮书”中也包含了对全球化及“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全球化的反对者从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全球化的阴影》中得到理论的支持。斯蒂格利茨曾于1993年至1997年担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其后至2000年初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和就业市场政策能力及以社会公正为目的的国际政治。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呼吁不要轻视全球化反对者的潜力。全球化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在某些国家它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下降。在另一些国家它引发了痛楚的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它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化。因此对世界范围的政治动荡、社会的不公正和文化认同遗失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正如基辛格所强调的那样，偏激、机械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忽略了世界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体制渐行渐远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常常成为全球化反对者的矛头所指。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将开放本国商品市场和放松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发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这加速了市场的全球化，也加强了美国式经济模式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一措施，正如美国人所承认的那样，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最大的利益。我认为，反对者们夸大了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经济的全球化主要影响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全球化加剧了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目前，新兴的亚洲工业国家较之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优势更加明显。“落下的西方”国家面临着社会、经济和就业政策方面痛苦的适应过程。在谈了全球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之后我想谈一谈“社会市场经济”，作为针对前者的另外一个经济模式。1954年后联邦德国在废墟上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主要要感谢由艾哈德引入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模式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社会福利因素，这是出于一种对植根于基本伦理价值、规范和目标的理性社会秩序的认同。4“社会市场经济”包容了基督教社会伦理和天主教社会学说的理念。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互助原则，以抵消个人利益的消极影响，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全社会福祉。-辅助性原则，描述了国家及政府的权限。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力量做到的，就不要依赖群体；一个小团体可以凭自己力量做到的，就不要依赖国家和政府。1992年的马约将辅助性原则写入了总则，它由此成为了欧盟的一项重要基本信条。社会市场经济与极端自由主义（新经济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社会市场经济同样推崇能够自发实现分配公正的自由竞争，但是它同时需要一个良好运作的国家和政府，以建构适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其出发点在于阻止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产生。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不只是社会保障制度，同样也包括有序的竞争。艾哈德首创了反垄断法和监督公司兼并的联邦卡特尔局。他很清楚，单纯的权力是盲目的，它不能带来对每一个人的公正。如果没有有序的竞争，那么最后只会产生垄断。在大型集团公司“全球化”的影响下，小型公司如没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就无法生存，比如微软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就是一个例子。国家秩序政策应以法律规则保障竞争的公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减缓经济周期的动荡并保护市场运作中的弱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总而言之社会市场经济是一套以伦理为出发点和以伦理为基础的方案。社会市场经济将个人的经济自由和全社会的公正和福祉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将是一个可能的全球结构和秩序的基本模型。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如各方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那么我们将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因此工业国家如美国和欧洲有必要开放自己的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令人遗憾的是，当今有一股市场保护主义潮流。我们不能在要求新兴工业国家开放其市场的同时给我们自己的市场竖起贸易壁垒。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全球化不仅要求一种世界经济制度，同时要求一种世界政治制度。许多人认为，因全球化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治将变得不重要，这是不对的！全球化将带来新的政治活力，正如我们今天在北京的聚会所证实的那样。社会市场经济要求政治在先。我坚信，如果没有机会的均等或不能保证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国家的人的生存权力和基本人权，那么工业国家的富裕也是不可能持久的。我坚信，对于这一难题，社会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应您的请求，请允许我最后阐述一下拉丁美洲的现实经济发展状况。5试图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来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尝试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碰了壁。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阿根廷因在2001/2002年无法偿还私人外债而从一个“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好学生”变为一个国际上的救助对象。在此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处在危机中的拉丁美洲国家如下建议：减少国家债务；奉行以稳定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开放本国市场和就业市场；进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它们自从8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着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能够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许多人仍然一直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实际上，全球化只给少数几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带来利益，而它的消极影响则是明显的。由于失望，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背离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政策。然而为了融入世界，开放的经济政策是唯一的选择，为避免其弊端，应该在开放型经济政策中融入国家的调控机制，以弥补市场调节的失败和实现社会的公正及社会保障。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潜力只有部分的被它们的经济改革所调动起来，因为它们的措施缺乏力度，效用有限。市场被放开，但国家缺乏竞争保护政策以保证市场的运行。国家公共事业被私有化，却没有阻止私人垄断的形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解放了国家对经济的束缚，但却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对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国家监督与调控的秩序政策。拉丁美洲不仅需要一套使经济强劲的，同时需要一套保证社会安定的经济制度。为实现社会保障和对社会中弱者的资助，全社会准备付出多大的努力，取决于社会对其紧迫性的认识和社会对不平等的承受能力。国家指导下的再分配需要全社会充分重视社会政策和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在阶层分化明显的拉丁美洲国家中仍是不足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