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

基层政府结对治理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及情感逻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随着绝对贫困的终结，我国将迈入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协同推进的时期。结对治理为城乡人才流动提供了可供参考与选择的经验对象，也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主体在乡土社会的治理实践提供了具象认知。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收集，以互动关系与情感逻辑的视角审视脱贫攻坚时期的结对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结对治理在适配乡土关系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信息全知性与互动的具象化，以个体性嵌入帮扶家庭的方式精准配置治理资源，结合技术治理逻辑下“晓之以理”与个体化联结“动之以情”的特点，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发挥可持续的治理效能，为更好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考经验。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的脱贫攻坚政策实践是依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历时八年完成了9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发展薄弱地区仍然面临返贫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可看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筹划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应夯实前期的扶贫成果，总结前期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智慧，为乡村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与良好的接续基础。脱贫攻坚期间，不同地区依据地方贫困特性与发展目标制定地方性的扶贫策略，部分地区在结对制基础上发展出“干部包帮”的结对扶贫模式，即在基层干部和贫困户之间建立结对关系，实现人才与资源的精准嵌入。结对治理体现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面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本土回应，面对“同质化”与“被同质化”的现代化景观，我国针对自身国情探索出源于自身、适合自身的治理经验，并不断保持更新状态。所谓结对，是指按照围绕政府经济社会决策的某个目标，经由各级行政组织资源协调，在行政组织成员与民众个体或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在相对时间内较为稳定的联结机制，以期达成特定目标的实现。因而“结对”意味着行政组织成员与基层乡村民众的特定关系，对此问题的讨论关乎国家权力与个体民众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的干部驻村帮扶模式相比，结对治理能够长期聚焦于帮扶对象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治理问题，并与帮扶家庭成员建立起稳定的互动关系，将治理通过家庭这一组织单位聚焦到个人，实现治理的精准化与精细化。再者，个体性嵌入是以治理主体长期“身体在场”的方式嵌入到治理对象的生活场景（家）与具体的脱贫实践中，获得治理对象的信任并与其建立长期持续的情感互动，超越事本主义的治理逻辑，实现精准的资源匹配以满足治理对象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结对治理是在国家权力以柔性细密的方式下沉及基层治理精细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利用家庭在治理中的媒介作用，将下沉的国家权力与民众自下而上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实现“身体的物理性在场”到“身心融入治理实践”的治理方式转变，打通乡村治理实践的“最后一米”，积极回应村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重建村民家庭日常生活秩序。从巩固扶贫成果和接续乡村振兴发展的视角出发，探讨以下问题：结对治理模式下帮扶人员以怎样的方式深入基层，与帮扶对象之间建立个体化联结?建立联结后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信息互动?随着扶贫的逐步深入，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的情感逻辑如何演变?这样的互动关系与情感逻辑对巩固扶贫成果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有无益处?探明以上问题有利于对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制度性磨合有更具象的认知，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精准衔接。文献回顾与理论选择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讨论中，乡土情感治理资源常常被技术与理性治理所遮蔽。在中国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阶段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艰难治理处境正是由于儒家传统文化在治理体系中发挥强大的思想引领作用，忽略了以税务为核心的计量技术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黄仁宇也认为正是道德治理取代技术治理才导致了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状态，难以朝着现代化国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推动现代化治理的语境下，技术治理与理性化治理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国家对治理体系理性化、现代化的追求，技术逻辑不断在政府行政治理体系内部扩散，技术逻辑逐步取代了总体性支配的逻辑。但情感治理在中国本土文化中仍有其存在和适应空间，中国历来是情理法合一的社会，深具“情感国家”“感性国家”的传统。在《心理学大辞典》中，“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有学者认为，情感是个人在经历或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体验，且情感会随着外部刺激、情绪的波动而随机变化，可知，情感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情感问题研究因其“主观化”而长期被学术界边缘化，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被关注。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就认为一般而言，大多数穷人对自己的资源匮乏状态都安之若素，能够引发不满情感的多是“新穷人”，他主张要特别关注新穷人的失落情感。当前学界讨论情感嵌入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领域，如有研究认为人们会随着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动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感，特别是他们在丧失地位时，不同的丧失归因使他们产生愧疚、不安、抑郁或是愤怒。任何社会行动体都需要处理情感问题，且情感并不只是藏匿与个人的私密空间，有时也会形成正式的治理行动。易言之，情感不仅只做为个体的私人情绪，也可作为规则、规范和制度而存在的社会性行动。如王宁提出的制度合情性就认为，制度在符合了文化化、合法化的情感释放、表达和反应方式，更能符合人们的情感期待和情感反应模式，它成为人们相互沟通和彼此接受的互动规则。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多集中在政策实施的制度、技术等维度展开讨论，有关扶贫主体与扶贫对象之间的情感层面以及情感治理在提高和维持扶贫绩效方面的文献仍付阙如。精神健康学认为，贫穷会给人带来生活压力，长期生存在生活压力中会给人带来负面情感。负面情感会严重影响贫困者的脱贫意志，如果社会其他利益既得群体对贫困群体采取冷漠、孤立的态度，会加重贫困群体的负面情绪，进而出现“越帮越恨”的尴尬境况。一直以来，基层政府与群众的情感联结方式主要还是“送温暖”“走基层”等较为传统的慰问活动；对此，文军、刘雨婷认为未来的基层治理需要将文化、情感、心理层面的因素纳入其中，有学者从“缘情共同体”的角度解释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嵌入理论考察了刚性的“结构嵌入性”制度体制与柔性“关系嵌入性”的情感结合，增进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向德平与丁建彪等学者分析了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驻村干部的扶贫行为与扶贫绩效问题。嵌入理论（Embeddeclness）发源于经济社会学，而后被引入其他学科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嵌入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波兰尼认为，个体行动者既不外在于社会环境，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既有的、普遍的社会规则与信条，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正是在这种格局中，社会个体做出符合自己目的、能实现自己愿望的选择。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M.Graonvetetr）认为，嵌入会形成结构双方的嵌入关系，嵌入关系会使双方逐渐增进信任与私人联系，不仅仅靠制度与合同约束双方行为，使双方做出更适合彼此情境的决定，降低监督与风险成本。嵌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会成为信息传递的渠道，行动主体在信息等资源的交换过程中会形成伙伴关系。嵌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乡村治理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一是从文化视角出发，欠发达地区看似经济问题，实则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驻村干部有利于弥补村干部在文化扶贫方面的短板，能够对提升乡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有所助益。政府文化部门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高校图书馆在嵌入乡村文化发展中扮演辅助角色。有研究者运用“四象限”法选择文化扶贫的“应扶之人”和“可扶之人”，以此确保“真扶贫”与“扶真贫”。二是非科层视角。行政嵌入为超常规治理工作机制的生发提供了制度逻辑、场域逻辑和行动逻辑，可以发现驻村工作队的运行样态兼具并超越了国家治理中常规与动员两种常见的治理机制的运作方式与行动特征，呈现出超常规治理的运作逻辑。有利于打破传统乡村治理功能分割和制度僵化困局，促进乡村治理更加人性化发展。国家权力要柔性嵌入乡村内生规则之中，需要根据国家权力和乡土社会对村规民约的不同定位，实现村规民约价值功能与乡村自治效能的互动转化，以推动形成依法立约、以约治村的良性循环格局。三是关系网络视角。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联结关系嵌入和话语赋权，旨在不断织密多元主体共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但驻村干部所嵌入的关系结构，发现“碎片化”的干群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划水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利合作型”乡村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唯上”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形塑着村干部“交换平衡”的行动逻辑。探索并改造“关系”这一传统社会资源，挖掘“关系”的积极效用，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可持续精准脱贫。将嵌入理论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工具，有利于分析帮扶人员与扶贫对象之间形成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互动关系，有利于审视脱贫实践后期双方的联结关系与情感要素在乡村振兴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目前，相关研究已对国家权力如何嵌入乡土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未充分考虑到作为治理实践末梢的治理力量是如何嵌入乡土社会治理体系的，更缺乏对治理主体间互动过程及情感逻辑演变的关注，仅注重互动结果的治理效能进行分析，这造成既有研究结论的单一化和静态化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脱贫攻坚政策实践有明显的阶段化特征，根据全国脱贫实际与贫困户具体情况呈现动态变化，在长期的脱贫政策实践过程中，就扶贫中的结对治理机制深入田野、深入贫困对象内心分析他们对帮扶人员的情感逻辑，讨论结对关系与情感逻辑在巩固脱贫攻坚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结对治理的互动关系与情感嵌入实践结对治理重在对帮扶对象的结构性与个体性贫困因素的瞄准，政府制定的政策只是为各行动主体指明一个行动导向，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帮扶人员根据帮扶对象的具体情况选择契合的扶贫措施，扶贫措施需要与帮扶对象的困境与发展需求相统一。长期的脱贫攻坚和脱贫成果巩固是一个动态过程，考察帮扶人员与帮扶对象之间的个体化互动也需要以阶段化的视角去审视。本文的传播视角并非依赖某一种媒介（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而存在的对象化考察，主要以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的联结关系作为传播的分析路径，考察扶贫实践中双方的信息互动与情感逻辑之间的关系。1.结对治理适配乡土信任逻辑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依靠经验的积累而延续，自然替人们选择出足以依赖的传统生活方案。乡土社会中的个体有对自身生活场域中经验知识的信任逻辑，对熟悉场域以外的事物常保持一种观望或不信任的态度。脱贫攻坚是一个周期性和动态化的政策实践过程，随着扶贫政策指向的逐步深化，扶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个体化联结也需随之深入，双方在不同阶段都需要面临乡土信任逻辑与技术治理逻辑的彼此融合与调适。首先，村民信任讲“关系”，建立关系要实用。信任是人类社会皆有存在的普遍现实，但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托马斯指出，信任是为了规避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乡村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人们并不愿轻易付出信任。乡土社会中的信任逻辑是基于人际交往为基础的差序信任，有以下特征：人们的最初信任起点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关系信任，属于先赋性关系信任，之后的信任是在先赋性关系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扩展和演化。所以乡村的信任逻辑主要是以关系的亲疏进行划分，这种关系可以是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情感性，也可以是基于业缘的工具性；诚然，乡村中的个体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关系圈”，对内部圈层关系比外部圈层的关系更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