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学问题探讨的专题党课发言材料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学问题探讨的专题党课发言材料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战略目标。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我们说，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简单地说，所谓“优质优价”，就是东西越好价钱越贵。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称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这一假定是有条件的。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那么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就往往会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比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个时候，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是普遍发生的，尤其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纷涌出现，使得这一现象更视乎平常。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对其视而不见，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超越，便知难而退，将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也就是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像列出公式，经过推导，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尽量回避，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也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西方经济学家当然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种“反转”，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比较方便，但也相当“冒险”，因为它无法全面、透彻地看清世界，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否则很难分析出一个合意的结论，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无视使用价值。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则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命门”性难题，也是其理论局限性的体现。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换句话说，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我们知道，最早是物物交换，货币出现以后，就变成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简单地说，我把生产出来的物品卖出去获得货币，之后拿着货币去买我所需要的商品。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这个时候，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即W-G-W，而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增值，即G-W-G′。这个时候，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赚钱。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从货币到货币增值中间没有其他环节，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值，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值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美价廉。可以说，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商品质量首先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换句话说，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也就是质量好，价格贵，没有竞争优势，这样很容易出现产品很好但无人问津的情况，而这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消费者或者说买方的“需要”很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变化。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征。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都是发展。高速增长，强调的是发展速度，目的是要解决当年贫困落后的面貌。而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上，实现质量更高的发展。换句话说，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为了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那么在这一欲望的支持推动下，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很容易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这就是过度追求，已经离开了发展的本真价值。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如，为了经济高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环境的代价。那么，我们不禁思考，高速增长是为了什么?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