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农民私性文化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出现严重的“个体化”问题。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一、引言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农村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蕴的“乡土性”，传统农村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生产方式造就了充满“乡土性”的农村文化底色，乡土性也随即成为影响农民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关键因素。近代中国开启现代化征程后，农村文化总体呈现出封闭性和相对静态性，农民的文娱活动相对匮乏，质量也比较粗糙。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农村文化在城镇文化的冲击下被不断割裂、重塑，现代理性因子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迅速蔓延，致使以“伦理本位、差序格局”为表征的传统农村文化发生剧变，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文化振兴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唯有以大纵深的历史视野来洞察中国农村文化的变迁逻辑，厘清每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分析导致阶段性变化生成的关键变量，才能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农村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建设路向，以创新的文化治理思路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那么，如何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呢?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经给文化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文化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他各种能力与习惯。”人们对“文化”的看法千差万别，因而对“文化”这一研究对象通常难以把握。据说，当今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高达200多种，但比较权威且被系统归纳出来的定义当属《大英百科全书》中引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阿尔佛雷德·克洛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所列举的164条定义。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一书中论及文化概念时，将“文化”依次界定为：①“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③“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④“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⑤“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⑥“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⑦“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⑧“习得行为”；⑨“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⑩“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⑪“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克拉克洪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将文化直接比作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不同于前者理解“文化”概念的纠结，威廉斯重点研究了对“文化”的当代用法的分类，他将其分为三类：①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②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个人类特定的生活方式”；③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依据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通过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计划》中对“文化”的定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现在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社会或社会集团精神、物质、理智和情感等方面显著特点所构成的综合的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尽管文化在不同情境有着不同的定义，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共性概念。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性在日渐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和重建这根逻辑主线展开的。二、农村文化变迁及其逻辑主线农民私性文化与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出现严重的“个体化”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以“独自打保龄”来形容美国社区生活的衰落那般，眼下中国农村文化生活也出现类似的“独自看电视”“独自玩手机”现象。与此同时，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开始抬头甚至泛滥，比如打麻将、封建迷信、赌博等。依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观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公共文化的衰落必然导致生活伦理和公共精神的消解。2.1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趋式微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影响，我国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上长期重城市、轻农村，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不但能够提高农民的非物质利益，而且能够促使农民培养共同的意识信念。文化建设是乡村社会的建设重心，重视文化建设能够起到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恢复农民生活的主体性价值的效用。通过开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能够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农民个体可以获得人生的体验和价值，进而达至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进入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在‘消遣’而非‘消费’中获得生活的满足”的境界。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就是对农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形成阻滞。作为衡量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就是农民形成理性态度，促进农民个性现代化的过程。长期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常处于较高水平，但用于农村“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却相对偏低，尤其是在文化产品供给方面，经常处于不充分、不协调、不匹配的状态，导致其“协同效应”“边际效应”与预期相比始终相距甚远，获得总体收益难抵支出，于是一些农民“物质富裕了，精神却空虚了”“口袋鼓了，脑袋空了”。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影响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最大因素是“经费”，高达60%，而受“场地”“组织”“内容”等因素的影响也都在45%以上，受“人才”因素影响也占据了25%左右。不难看出，经费、场地、组织、活动和人才等因素的匮乏是导致农民文化生活式微的关键。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城乡社会中的文娱活动主要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性文化服务为主，城乡居民的私性文化活动始终处于较少水平，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以看电视为例，在市中心居民的文娱生活中占据70.27%，在农村居民的文娱生活中占据了80.44%。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还比较单一，主要是一些普惠性的基础性的文化服务。其次，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也较少，由政府组织开展的文化工程和演出项目在不少农村也常常流于形式，很难做到周期性、常态化和高质量。以政府“送电影下乡工程”为例，能做到每年下乡12场次及以上的仅仅只占到17.39%，而“从未下过乡”的地区居然高达40%。此外，“一出老戏，四处下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不但农村地区文化服务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均衡问题也十分突出。既有的文化服务无法及时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娱乐需求，无法做到吸引村民的参与兴趣，遑论能够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了。2.2村庄公共舆论力量日趋瓦解乡村公共舆论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内生性规范，发挥着维持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和规范社会成员言行的重要功能。在由亲缘、血缘关系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的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名声”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必须经由多年的正向舆论积累才能获得。但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流动性较强的现代乡村社会里，“名声”被视如鸡肋，村庄公共舆论对于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则是公共伦理道德的式微或消解。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即使人们偶然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题”，但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共规范的功能。其次，村庄公共舆论的碎片化和荒漠化使得乡村社会整体暴露在失序风险之中。乡村公共舆论衰落的背后隐藏的是公共理念缺失，所带来的行为后果是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涣散的局面，这与我国当前倡导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和建立生产合作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背道而驰。总之，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当公共舆论失去规约作用，乡村内部相对统一的公德“高墙”便难免崩解，“私”的观念在市场理性加持下逐渐泛化，少数村民的越轨行为在公共领域形成“破窗效应”。在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中国社会中，家构成了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私”的单位，而与之相对应的其他单位则为“公”。哈贝马斯认为，“在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当公共舆论不再对村民行为产生规制效果，农村社会传统的集体意识与公德伦理（如孝道文化）被个体化因素不断解构。近些年来，有些农村青年开始心安理得地“吃老”“啃老”，更有甚者在成家之后频繁抛弃父母、虐待老人，“子多不养亲”的现象更是并不新鲜，而乡亲邻里对这些情况多是选择视而不见，即使看到了也多是缄口不言。阎云翔书中所描述的下岬村境况也在中国乡土大地上不断复制，“沉默的公共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养老机制的关键——孝道的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2.3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农民与农民之间传统的互惠、互助、合作精神日益瓦解，以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信任关系网络也被经济理性所取代。改革开放以后，个体不但从高度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社会”中“脱嵌”出来，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群团组织和社群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成为高呼“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转型后的经济体制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生活选择，以往他们通过积累“人情”来交换服务，而现在更多是使用货币去购买服务。如今，农民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进城务工，都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的理性原则已经延伸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以至于人们在行动前，总要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样做值不值当?”于是，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农村社区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变成了即时性的金钱交易，农民也难免不会被市场裹挟，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最终堕入经济理性的困局。金钱是理性的具象化表现，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训。一如马克思对金钱的评述，“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可以预见，随着货币关系的泛化，农民之间将越来越原子化，乡亲邻里之间的“人情味”也会更加淡薄，最后导致缺乏必要的情感联结而使弱势农民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4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持续弱化在一个快速流动、急剧转型的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是在一种不稳定的、不确定的陌生环境中进行的。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包括性在内的各种需要也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交易得到满足，较为稳固的家庭、社群因此变得可有可无。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至2019年粗离婚率变化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粗离婚率自2002年的0.9‰已经攀升至2019年的3.36‰。结合家庭微观仿真模型的预测，从2010年到2035年，结婚率将从8.72%一路下跌至4.78%。结婚对数将从1175万对减少到657万对；离婚率将从2010年的2.06‰陡增至2035年的4.38‰，离婚对数将从227万对上升至603万对。由此可见，这样一种以“个体化”为内核的社会转型，不仅瓦解了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生活，同时也摧毁了农民生产生活所依靠的村社共同体，甚至家庭和亲属关系等各种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导致个体农民不但从乡村集体中解放出来，还从传统的家庭关系、原有的伦理道德中脱嵌出来，处于一种原子化的流散状态，犹如一盘散沙。新一代农民，绝大多数已经不再坚守任何“公共”或“集体”意识了——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少人沦为“无公德的个人”。诚如阎云翔所观察到的那样，它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而对于农民来说，对个人利益的重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