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第六章(市场转型)

第六章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第一节市场转型研究的渊源市场转型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层原因1、世界政治格局变化2、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口急剧增加3、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区域研究（英语：areastudies）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在注意各地区的共时性的同时，注意地区的特色并比较其他地区，广泛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的学科。通常认为区域研究的发祥地是美国。战后美国与世界全体的关系加强，但之前美国因门罗主义的影响，美国对中南美以外的第三世界的了解较为有限。因此美国为推进其世界战略需要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美国也因此投入巨资培养亚洲问题和非洲问题的专家。因这些地区的情况无法简单的西洋知识来分析，因此除了旧有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之外，也常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及手法等学际性手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进行，加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不断地增多。这当中既有现实社会需求的因素，也体现了一种学术界寻找新的灵感源泉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领域本身，也正在出现种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尤其是其研究范式的变化。•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AndrewG.Walder）教授在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西方学术界中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种基本范式的概括性表述，不过他当时还没有使用范式一词，而将其称之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三种形象，即极权主义的形象、群体论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形象”。•在1989年出版的由斯达克（DavidStark）和维克多·倪（VictorNee）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建》（RemakingtheSocialistEconomicInstitutions）一书中，两位主编写了导论性的一章，题目就是《走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分析》。他们对有关范式的转换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将第三种范式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同时将第二种范式冠之以现代化理论的范式。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季刊》（ChinaQuarterly）中，娜·哈尔本（NinaP.Halpern）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回顾，哈尔本对范式的演变问题得出了大体同样的结论。第一节市场转型研究的渊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基本范式1、集权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强调全球性的意识对垒，强调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强调领袖人物个人的影响力。其基本观点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对整个社会实施总体性控制，控制的手段是全面的专政和政党支配下的等级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不复存在，很难存在自主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过程。•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当时主要是应用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只是偶尔在研究社会主义苏联的时候使用这种研究范式。将这种研究范式普遍应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大体是在50年代；到了60年代的时候，这种研究范式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处于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经济的竞争、军事的对峙、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基本背景之下，极权主义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范式，而这种范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2、现代化理论或多元群体理论的研究范式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化又要求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因而社会主义面临着两难问题，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时，把趋同论视为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变迁的逻辑。•在有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范式演变的讨论中，在称谓上分歧较大的是对第二种研究范式。对这种研究范式，斯达克和维克多·倪将其称之为现代化理论的范式，沃尔德将其称之为群体论的范式，简·奥伊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将其称之为利益群体的范式，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多元主义的范式。但尽管如此，从其论述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利益群体的范式，还是多元主义的范式，都是以现代化理论为基本的基础的。实际上，从60年代开始，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话题。•从极权主义范式向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斯达克和维克多·倪指出，在冷战结束以及越战期间，学术界的气氛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对极权主义范式的批判性重新估价。这些批评指出，由于极权主义的范式将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原子化的、凝固的、停滞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排除了这些社会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同时，这种模式也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多样性。有些批评者更尖刻地指出，极权主义的模式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比较的时候，实际上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夜晚同资本主义的白天进行比较，在这样的跨社会比较研究中是得不到有意义的结论的。3、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沃尔德：声称结构概念的核心是社会网络而不是社会群体，强调服从的“回报”，高度制度化庇护关系网络的形成等。奥伊：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概括，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强调的不是国家或社会的相对强度，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方式。•面对苏联、东欧和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前面二种理论范式明显缺少解释力。与极权主义模式的预言相反，这些社会并不是进一步地强化所谓的极权主义因素，而是已经开始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与现代化的理论不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其精英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而是如何在组织上重构其经济。第二节市场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一、市场转型理论市场转型关注的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在以“再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国家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由政府官员根据计划来分配，在市场分配体制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则由买卖双方直接讨价还价所形成的价格来决定。所谓转型就是市场分配体制渐渐替代政府官员的计划分配的过程。倪志伟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1、市场权力命题如果剩余产品不再由分配部门垄断，而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分配，则会出现（1）控制资料的权力会更多地存在于市场交易中，而较少存在于再分配经济中；（2）当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是以买卖双方的相互约定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命令来确定，直接生产者便会有更多的权力来决定其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条件。因此，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引发权力的转移，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2、市场刺激命题如果再分配经济压抑了对直接生产者的刺激，那么市场则对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3、市场机会命题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会形成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这种变化使企业这一身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种足可替代官位的东西。•上述三个命题构成了市场转型理论，说明了从行政等级到市场的转变所引发的权力资源、刺激与机会结构的重大变迁这一核心过程。预言从计划经济的再分配向市场经济配置的转移过程中，直接生产者会从再分配者那里赢得权力。国这社会主义的特权阶层，即再分配者，丧失了某种特权，而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等级中的那些“直接生产者”却因而受益。其结果是以收入或短缺商品获得途径来衡量的不平等因此降低了。该理论明确了再分配系统中由市场产生平等的机制：如果工资不是由行政设定，那么生产者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市场权力）；如果市场动作起来，那么人力资本回报可能会更多，而政治忠诚则无足轻重（市场刺激）；如果再分配经济中存在市场，那么企业家身份是另一种社会经济流动的途径（市场机会）。第二节市场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一）市场和不平等1、不平等最初下降的原因一种假设是将这一现象归于更公平的国家再分配政策（边燕杰等）；一种是是将这一现象归于新的市场机会（倪志伟等）。瑟伦伊（1978）和倪志伟（1989）认为不平等的最初下降是市场渗透的结果。边燕杰和洛根（1995）却表明1977年之后中国的平等主义是国家再分配的结果，因为国家企图通过提高最低收入水平以获得市场改革的稳定环境。2、此后不平等又为何上升市场本身和再分配本身并没有内在的平等或不平等后果，其社会后果取决于它们所嵌入其中的广泛的宏观制度背景。第二节市场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二）干部和市场当市场继续渗透时，“直接生产者”将受益，现任干部和前任干部失利，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重要。但研究者证实过去的时间里，前任干部是市场转型的主要赢家，因此，干部地位、干部联系与高收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由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同动力来衡量的市场渗透程度，与人力资本回报之间也因而呈负相关，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改变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收入差异。（三）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的动力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的动力•瑟伦伊认为，市场产生平等还是产生不平等，干部、直接生产者以及普通工人是否从日益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中受益，这些问题太模糊了，以至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需要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类型的市场和市场渗透更有可能对不平等起补偿作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某种社会行动者将是获利者或失利者？市场和再分配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得利或失利的行动者处于什么样的阶级地位？1、再分配整合经济中的局部的市场在再分配经济的局部市场条件下，直接生产者确定拥有一定的“市场权力”和“市场机会”。同时，在局部市场条件下，市场转型理论的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即“再分配者”的相对财产可能会变化。事实上，当干部们看到第二经济中的行动者，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低的人有时比他们自己的收入还要多时，就变得非常愤愤不平。简言之，在局部市场条件下，市场转型理论的大部分预测是正确的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群新的、异质性更大的行为者进入市场。由于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素质更高的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在早期的先驱者中，那些教育程度最低以及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都被无情地淘汰了。而有些干部则因市场而发家，尤其是有些技术干部，他们开始为新的私有经济的兴起铺路搭桥，并将其行政特权商品化（例如，某些早期的资本积累可能在新兴的不动产市场中形成）。3、资本主义导向经济•1989年之后，东欧出现了一种明显不同的市场渗透类型。这种发展的独特特征在于，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允许或鼓励私有部门增长。在所有东欧国家，1989年之后私有化成了一项国家政策。斯塔克的研究又一次推翻了任何一种关于这些变化将自动带来市场协调型社会的假设。他同时也证明了沃尔德关于产权改革和私有化的区别在匈牙利也同样存在。然而，这里并没有假设新的资本主义调节方式将带来资本主义，而是坚决认为在市场转型国家中这种调节方式已经从性质上改变了市场渗透的动力。第二节市场转型的社会学研究二、市场转型的文化视野斯塔克就市场转型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他概述了亚洲公司具有的网络型社会结构的特点。斯塔克是从匈牙利的混合经济转向多样性的视角来论述经济社会学的文化研究的。他指出，分析匈牙利的资产重组，不仅要考虑到公有、私有要素的分解和相互交织，而且也要关注所有权相互联结的网络中组织边界的模糊化。•关于东亚公司网络的社会嵌入特征和局部组织创新特征的研究表明，战略选择并不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也不是在家族和市场之间，而是在以市场为向导的家庭经营内部。市场导向必须与市场协调区别开来，更广泛的非市场协调制度与高度成熟的市场导向和谐共处。而且，许多重要网络协调的最成功的形式在早期考察者眼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形式，研究者们认为这种形式的特征只能在所赖以成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期间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东欧的市场转型研究应该关注匈牙利的商社或者捷克的财团。•斯塔克认为，近来的证据显示匈牙利既没有采用大爆炸式的激进方法，也没有采用渐进的政策主张。与国内政治家的乐观估计相反，也与西方那些经济学家预测财产将很快从国有企业转向私营企业不同，匈牙利经济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