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全球经济五大失衡(形势与政策)

聚焦全球经济五大失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一、储蓄与消费失衡李向阳谈论全球的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储蓄和消费的最基本关系。实际上，一个国家跟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总收入无外乎有两块，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储蓄，即收入=消费+储蓄。在国家层面，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恒等式，储蓄这部分是用作投资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储蓄=投资。这是理论上的平衡，在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只有在全球层面上平衡才存在。而落实到单个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储蓄和投资是完全可以有差异的——如果储蓄大于投资，简单地说就表现为顺差；反之，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表现为逆差。这种差异派生出第三个等式：即储蓄-投资=顺差（或逆差）。总的来说，储蓄既有可能大于投资也可能小于投资，如果主要国家的这种差距过大：一部分国家逆差过大，另一部分国家顺差过大，就出现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胡锦涛总书记在匹兹堡会议上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个客观存在。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美国多年来的储蓄小于投资已经不可持续了，换句话说，美国的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过去20年来，美国一直是逆差，有逆差的国家肯定得有顺差的国家。当今世界最大的顺差有几个地区，石油输出国是一块，再有就是东亚。这几年，东亚最大的顺差国就是中国，现在，国际上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都把最后的焦点落在了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上，认为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表面、不负责任的说法，只要深入地看看这种失衡背后的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首先我们看一下处在全球经济失衡一端的美国。美国的逆差背后反映的是其多年来的负债消费模式，也就是靠借钱过日子。支撑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可以通过开动自己中央银行的印钞机，来换取真金白银，也就是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的财富。这是支撑美国多年来负债消费的基本条件。反过来，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印美元来借债进而进行消费，是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美元。二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持续了这么久，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以及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直接相关。产业的空心化涉及到很多问题。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大致在12%-15%之间，与此相对应，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美国之所以这么长时间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根本原因是它能够通过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分配中获取最大的份额。发达的金融业是美国多年来占据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它对全球经济规则的控制力。2005年，美国两个经济学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正在从世界银行家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作为银行家，只有当别人需要资金时才会求助于你，但作为风险资本家，只要发展经济就得求助于你。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是一个净债权国，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跟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相抵以后是一个正数，因而美国每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净投资收益。到2005年前后，美国的海外净债务超过2.5万亿美元，而按照美国官方的国际收支统计，海外净投资收益仍然为正。作为债权国能赚钱，作为债务国还能赚钱，这是一个统计上解释不了的现象。一个很直接的推理就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低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收益率的巨大差异就是建立在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上的，这是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手里有储蓄，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就像我们的钱在我们这儿好像不是钱，只有到美国转一圈才能称做钱一样。如果美国只是在国内层面上做零和博弈，即把用作制造业的投资转到金融业，简单导致制造业份额下降、金融业份额上升，那么发展金融业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所以，多年来美国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就是为什么伴随金融业的繁荣与产业的空心化，美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的原因。当然，在美国制造业里，很多产业比如纺织、钢铁、玩具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促使它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推动力。以上两点是支撑美国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国的主要原因。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处在全球经济失衡另一端的中国。中国多年来表现为储蓄的过度，由此所带来的过剩生产能力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总体上呈现出顺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储蓄过度与消费不足呢？这要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合理。多年来我们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是投资于生产性项目，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不足。这种生产性财政模式多年来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到现在社会保障基金还有数千亿的资金缺口。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造成消费者不敢消费，这是人们常说的消费环境问题。二是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为什么要谈初次分配呢？很多人不愿意谈初次分配的改革，好像觉得要谈这个就要劫富济贫了。实际上这是抑制消费的一个更重要原因。从统计上，国民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工资收入，一部分是利润。多年来，工资收入在整个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利润的比例则不断上升。因而，如果说国民收入再分配只是限制人们的消费欲望，那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是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老百姓最终不敢消费的根源是他们手里没钱。造成这种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比例失衡与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到位有关系。比如说，谁污染谁治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是企业污染，政府拿钱治理，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在掘矿业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我们的资源税不到位，很多企业通过浪费资源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还有些企业对农民工不提供必要的保险。再比如，某些地区为了吸引外部资金进入，政府出资搞“三通一平”、“十通一平”、免费地价等等措施，这些做法归根结底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出了问题，客观上扩大了企业利润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化因素就是中国人传统上就喜欢存钱，像中国农民从结婚开始就攒钱，攒20年给儿子盖栋房子，儿子结婚了再接着攒钱，这是文化传统，但是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比较美国的过度消费跟中国的消费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对应的，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形成机制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有些人说美国的消费过度是因为中国消费不足造成的，实际上是混淆视听。第三，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储蓄和消费失衡是不是可持续的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的负债消费拉动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然后，他们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撑着美国的房地产、国债，从而也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这种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循环，是支撑全球经济过去十多年增长的主要机制，简称为“双循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国人还认为美国人的习性改不了，危机过了以后还得搞负债消费，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还能实现20%-30%的出口增长率。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为什么说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一个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过去十几年间，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本来就上升得特别快。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左右，到危机前已经上升到了130%。而家庭资产在危机阶段又出现了大规模缩水。2009年初市场最糟糕的时候，美国家庭资产缩水超过了13万亿美元，使负债率更高了。前不久，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美国的总需求就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导致美国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家庭需要提高储蓄率偿还其债务。据估算，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总需求。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已经明显上升，从金融危机前的1%左右上升到2009年10月份的4.4%，5月份还曾一度达到6%。从现在来看，美国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要调整几乎已经成为定局。与此相对应，中国该如何做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日本处于最高端，然后是韩国、台湾地区，而我们处在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储蓄大于投资的，所以整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不平衡的恶名。因此，单独让中国做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我们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进而，这就涉及到了下一步亚洲能不能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大国，具体说就是中日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取得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要调整负债消费结构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除了私人储蓄率提高之外，美国的调整在国际收支方面也已经显现出来。200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大概还在6000亿-7000亿美元，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折合成年率已经降到了3000亿美元。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提出要以“出口导向型”模式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口号。美国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就会对全世界的总需求形成重大压力，如果他要致力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的这种政策导向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有可能人为地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促进美国出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也等于是让人民币变相地升值。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一直在大规模发债，一旦人们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元就会陷入贬值。果真如此，美元贬值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出口，还会向海外转嫁巨额的债务风险。对于这种失衡，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它不可持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项内容就是需求结构调整，即从原来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也谈到，国际金融危机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倒逼机制。如何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既要让出口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要承接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上游经济体对我们的出口，内外部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下一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把扩大消费作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调结构的重中之重。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相信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慢，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二、贸易收支失衡张燕生我们东方人看任何问题都是“双刃剑”。对贸易收支失衡怎么看呢？也是双刃剑，既有它的合理性，也存在问题。从合理性方面看，我们观察到的全球失衡主要是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其中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了全球经常项目赤字的65%，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是长期实际资源净流入，占用了全球过多的实际资源，而且是长期巨额净负债，成为全球失衡的始作俑者。从国际收支统计的结构看，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和服务项目，从美国来讲，它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但这是按居民概念统计的，如果按所有权统计，美国则是最大的顺差国），而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还包括一些产油国等，构成了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另外一端，它们拥有最大的顺差。贸易收支的失衡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和东亚之间是个失衡，其中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失衡的主要部分。对这个失衡是否合理，我们必须要观察。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失衡很有意思，首先美国的失衡怎么能够占到全球的65%还能维持呢？它的经常项目失衡一定有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失衡来维护，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