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全球化及其可逆性

经济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全球化及其可逆性（上）2009-7-30摘要：在经济生态系统中存在一个基本矛盾，即矛盾双方为发展-整合力与危机-分化力。正是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经济生态的演化。发展-整合力主导经济生态系统时，全球经济生态表现为全球化，而危机-分化力主导时，则经济生态表现为逆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趋势，更不是一个终极目标，也不能是一个价值观，它仅仅是经济生态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全球化是可逆的，而且可逆性是其与生俱来的一个特性。关键词：全球化，经济生态，发展-整合力，危机-分化力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政策目标、终极理想、价值观提出来已有多年，从它被提出开始，支持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人们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事实上，将一个概念赋予特定的价值观后，争论无助于增添新的知识或者促进人们对既有事物的理解。对于全球化及其是否可逆这个问题，应该基于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加以理解。通过经济生态这个概念来重新审视全球化及其可逆性，将全球化理解成为经济生态体演化发展的一个环节，一种状态，既非终极目标，也非价值观念。因此，全球化的可逆转性就成为了经济生态基本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环节、另一种状态。一、经济生态的内涵与性质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与生活习性。具有机能性和整体性的自然是一个富有生机的生命现象，生态可以视为“生命的存在状态”。万物都是在有规律的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也都必须在这种周期性的动态平衡的节律中维持其生存。生态在自然科学层面可以视为自然生命体的矛盾存在状态，不同组成部分或结构之间的对立统一是事物运动生长的根本动力。因此，生态就是指生命有机体自我调节的整体机能。生态的观点具有以下三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一是万物的存在都表现为循环往复、川流不息、连续流变的动态过程及其程序。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参与这一过程，社会经济也不例外。二是矛盾的对立面构成了动态的整体，所谓阴阳两极相互作用产生出一切，所有变迁都是逐步实现于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三是事物运动并不是被迫产生的，而是自然地、自发地产生的，自发性是事物的活动原则，也源于事物普遍联系特征或矛盾本质。事物自我运动的动力来源于系统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合。经济生态是对经济的一种新的理解，其内涵主要包括：第一，经济是人的存在方式。第二，经济不是抽象空洞的东西，而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现实存在，经济具有生态性：一是本性，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二是内源性，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力量存在于经济系统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三是协调性，经济发展是各领域各环节的整体推进，系统优化和协调发展；四是持续性，经济发展必须着眼于长期获利和未来前景。经济生态作为一个矛盾体，有其自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推动着全球经济生态的演化发展（并非进化，既可能向有利方向，也可能向不利方向发展）。这一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发展-整合力、危机-分化力。发展-整合力是指全球经济体之间通过相互联系、沟通，不断加强和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组合，在实现资源互补的基础上积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国际合作、协调组织的出现和完善，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和资本运动形式的同质化等。危机-分化力则是指与整合力相反的一个过程，由于存在世界范围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经济体之间为了避免危机的扩散和大面积爆发，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国际间及各国内部的相关利益团体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政府对于国际间贸易、合作及各项往来的干预和阻碍。二、经济生态的基本矛盾经济生态中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两类力量的相互联系、相互排斥，如图1所示。图1中每个圆形代表经济生态的一个状态，每个经济生态系统中包含两种力量，即发展-整合力和危机-分化力，构成了推动经济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矛盾。当发展-整合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时，经济生态系统趋向整合，表现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全球化程度提升，产生全球危机的可能性跟随提升，从而导致分化力量打破平衡，一旦分化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则经济生态系统趋向分化状态，表现为逆全球化状态。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正是经济生态系统内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一）发展-整合力的逻辑和表现1.发展-整合力的逻辑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世界经济，也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以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商品经济才需要市场，才需要打破地域、国家的界限，进行区域间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交往。全球经济生态的整合力从而开始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其功能，这一整合力的重要形式就是全球化。IMF将全球化概括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货物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IMF，1997）。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随着交通、通讯及资源开发技术的不断升级，使得商品、服务、技术及资金的大规模跨境迅速流动成为可能，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强；从前单靠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无法完成的业务，可以通过便捷途径迅速获取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加以完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规模从而在全球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得以大大增加。发展-整合力的推动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国际间合作、协调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有较为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另一类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分享了丰厚利益的政府及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2.发展-整合力的表现纵观世界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以国际贸易和国际间资本流动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运动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按麦迪逊（2001）的计算，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全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而按购买力平均价来计算的世界GDP增长速度比这还要快13倍。1820年后，伴随着英国的殖民主义体系逐步建立，国际间经济联系和贸易联系急剧增长，经济增长率大大加快，1820-1998年，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GDP提高了49倍。总之，整合力的全球化趋势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也是发展的主要途径。（二）危机-分化力的逻辑和表现1.危机-分化力的逻辑对于世界而言，全球化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能够给各国带来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威胁，这就要求各国采取创造性、非常规的对策，才能防止灾难发生（Ceneretz，1999）。尤其是金融动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单个国家甚至国际经济组织都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全球化过程中，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升级，以及国与国之间资源流通的加深，从而极易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它加剧了季风效应对“经济病毒”的传导性。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国际经济结构必须在设计成完美的经济管理条件下工作，而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有效地对全球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机制。由于客观上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差异，全球间的协调难以实现。全球经济的发展没有全球社会发展的配合，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国家。若全球经济瓦解，政治压力就会把全球撕掉（索罗斯，1998）。不少学者如帕特里克·布坎南（1990）、勒庞（1989）和拉尔夫·内德（1992）都主张将经济局限于现有国家范围内，世界经济分裂之后，各国所受损失会远低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而卡尔·波兰尼（1944）则在《大转型》中提出要从政治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必须采取更多的社会监管和控制措施。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要么组建全球性政府，但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差异，这一希望看起来近似渺茫，因此就不如将世界经济分解，回到国家或地区的单位中去。在缺乏全球性协调的情况下，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走向全球化的反面——采取逆全球化措施——中断危机全球传导机制，阻断相互联系以自保，从而经济生态中的保守-分化力量加强。危机-分化力的推动者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某些传统的经济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是目标单一、拥有大量成员的非政府组织。（未完待续）作者：苏杨钱俊君来源：《改革》2009年第4期责任编辑：俞江月经济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全球化及其可逆性（下）2009-7-302.危机-分化力的表现季风效应最早是由Masson（1998）提出的，他把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传导称为“季风效应”，包括主要因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要商品价格的变化等全球性的原因，从而导致新兴市场经济的货币危机或者资本的流进流出。即伴随全球化整合程度提升，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和金融波动的全球化成为经济危机国际传导的助推器，一国的政策和经济指标的变化，立刻对他国产生影响，往往造成“经济病毒”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危机迅速传导为全球性危机。季风效应在现代经济危机传导中越来越显著。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季风效应，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组织和运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1999年11月28日至12月4日，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会议期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个非政府组织和5万多抗议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活动。这一标志性事件通常被认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开始。这以后，反全球化运动在全世界开展起来。三、经济生态的基本矛盾运动在分析了经济生态系统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之后，下面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对经济生态基本矛盾运动，亦即发展-整合力与危机-分化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加以实证分析。主要从四个阶段来对全球化及逆全球化相互交替的历史来加以阐释。1820-1914年，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不同国家的大宗商品市场价差缩小了81%，其中72%是由于运费降低，28%是由于1870年前关税降低；移民在接受国的总人口中的比重有所提高。例如，美国是从9.6%提高到14.6%，这一增加主要是由于交通成本下降以及国境日趋开放；世界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如金本位制、会计、股份公司、证券市场，这些制度都是由基本矛盾中发展-整合力所推动，为了适应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而诞生的。1914-1950年间，由于第一阶段的超负荷扩张，世界范围内资源紧张，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危机频繁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高涨，全球化步伐放缓，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大宗商品价差扩大了1倍，出现了新的贸易壁垒；移民比重急剧下降，如美国从14.6%下降到了6%，主要源于对移民的限制政策；资本市场由于经济危机而再次解体为各个国家自己的内部市场。1950-1990年，随着国际间组织的不断完善，各国间往来增多，以及技术进步和新经济的兴起，全球化步伐再次加速。大宗商品价差下降了76%，其中74%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措施（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移民比重迅速提升，这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交通成本降低；资本市场则逐渐回复到了1914年的水平，一些新的技术和制度的诞生促成了这一状况，如24小时的全球资本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发展。1990年至今，以金融开放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进展神速，远超过了国际组织的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全球金融环境的脆弱，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直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破坏力极大，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另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前一阶段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梯级转移成为了本阶段受到接受国家以及各级环保组织批判和抵制最多的全球化手段之一。与之相对应，本阶段逆全球化支持者也在不断增加。家斯蒂芬·罗奇（2004）指出，人员和资本流动在今后将变得更加困难，并且由于针对恐怖主义的税收、国防开支都会增大，这些必然挤占私人投资。约翰·格雷（2001）认为，全球化失败不可避免，并且还大有好处；全球化仅是信仰而已，没有必要要求所有国家都接受自由市场经济。从表1中可以看到，根据不变价格计算，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与GDP的比重从1820年的1%提升到1913年的7.9%，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