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读懂悟透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

党课讲稿：读懂悟透“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同志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的历史经验，“两个结合”被再次提出。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从五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深邃思考，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之间的辩证关系。“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奋斗史的科学总结，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创新提供重要遵循，是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方法准则。一、“两个结合”符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出场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的“两个结合”，标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高度。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是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贯穿百年党史实践进程的内在机理，也是赋予其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历史逻辑：“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进程的历史必然历史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性特征，即事物的形成、发展过程蕴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历史逻辑以理论逻辑为学理支撑，检验理论逻辑的科学性、真理性，推动理论逻辑的发展。“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体现了从“一个结合”发展到“两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广袤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孕育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成长于奋斗、牺牲、创造的百年党史中，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进行思考的结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历史起点。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难，英勇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救亡图存之路，但由于缺乏革命理论和革命力量，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曙光。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留学日本的李大钊、留学法国的蔡和森、留学俄国的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洞察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具有巨大价值，纷纷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先生曾提出“理想应用于实境”的思想，这里虽未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说法，但已经蕴含了这层深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初步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实现“两个结合”具有开创意义。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好的真理”“最好的武器”。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有的放矢”的著名论断，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探索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其次，对“第二个结合”作出了开创性探索。为了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两个结合”的思想已经形成，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深入探索。我们党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譬如，邓小平同志赋予《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以“小康社会”的时代新意；江泽民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德法结合思想融入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之中，作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正确决策；胡锦涛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相结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进程继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两个结合”的凝练升华。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首次提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时代跃迁。首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使得党和国家的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对“第二个结合”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将文化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深入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强调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性地位，“两个结合”的提出更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四个历史时期的实践历程表明，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两个结合”进行持续探索推进。唯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才能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二）理论逻辑：“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特质的深刻把握理论逻辑作为理论自洽性和科学性的逻辑设定，是对理论体系本然状态的内在要求，表征出理论发展的应然性特征，即事物的发展本就应当如此。理论逻辑反映着历史逻辑，并在扎根历史实践的土壤中得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出场，是“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两个结合”的科学真理性及其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揭示。百余年来，党取得一系列历史成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这样的科学阐述和全面概括，涵盖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首先，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与仅仅停留于美好设想之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严密论证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充分吸收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的理论。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指明了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康庄大道。正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张力吸引着近代中国向其靠拢。其次，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并非为少数精英传话，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发声，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人民性，这里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革命。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民大众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其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被湮没，直至马克思主义诞生，创造了三大理论武器，才使得人类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给近代处于被压迫境地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为当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提供本质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并非机械的重复的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又指导实践发展，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的理论。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只会虚假地、抽象地、空想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断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与灵魂。坚持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缘起的重要理论品质。再次，理论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汲取世界性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理论，是属于全世界的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总结，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全球适用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能将其教条式地指导各国实践，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落地生根的问题，寻求与中华民族的契合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充分贯彻和充分彰显，实质上就是验证了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它的内源性动力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相契合，从而被用以指导实践。（三）实践逻辑：“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客观需要实践逻辑是对实践过程中蕴含的客观关系的学理表达，凸显出实践过程的实然性特征，即历史实践、当下实践中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事实状态。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的实质性内容，更是理论逻辑得以建构的主要来源，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只有与实践逻辑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两个结合”的提出，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形成于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生活之中，凸显出理论如何照进现实的问题。“两个结合”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近代中国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种种救国方案未果，逐渐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一整套革命理论。为何马克思主义能在众多思想中脱颖而出？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回答，即“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话语场之内，与中国客观社会条件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理论才得以落地生根。“两个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左”倾、右倾错误，这些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最早提出“一个结合”，就是针对党内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其指导下，中国逐渐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信奉苏联经验，导致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度面临较大困难。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弊端，强调“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完成“三大改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两个结合”是新阶段奋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需要。百余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带领中国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认识到新的赶考之路上要面临许多未知的风险和挑战。习近平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列出来，更加突出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中国特性，“两个结合”被正式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即是对“两个结合”的充分表达。客观需要与历史使命的共同发力，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成功转型。我们必须坚持做好“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实际应用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结合，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现阶段的实际问题，又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力量，回答好理论如何照进现实的问题。二、新时代“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进程的重要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路向，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