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业资本形成之国际化

1台灣產業資本形成之國際化：全球化與在地化之制度鑲嵌陳介玄台灣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一、前言本文嘗試討論台灣產業結構轉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那就是資本結構的轉變。從台灣製造產業結構的轉型來考察，大致有二個重要的變化，值得我們重視：其一是，台灣製造產業的出口主角，從中小企業漸漸轉到大企業；其二，製造產業的主力，由傳統產業轉移到高科技產。在這兩個結構變動中，對於台灣社會帶來的重要影響，乃在於製造產業資本形成模式的改變。這個改變，深刻影響了金融與製造產業的關係，也逐漸促使台灣社會結構轉型。立基於過去所進行的經驗研究，本文想進一步探討，產業結構之變遷，如何影響台灣社會的國際化發展。產業發展於社會脈絡之中，產業的轉型與社會的轉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過去對於英國公債的研究，已看出了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英國，因應其資本市場的發展，社會也出現了新的社會關係。新社會關係的形成，意味著社會再結構的到來（陳介玄，2004a，2004b）。台灣一九九一年之後，外資逐漸進入資本市場。這個發展過程，到底僅止於產業和資本市場關係的變化，或是會擴大到影響整個社會，是我們關懷的核心議題。本文無法全面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就：外資進入台灣資本市場，如何使得台灣進行在地與全球制度之鑲嵌成為可能？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為了經驗分析的便利性，本文先從相關的文獻進行簡單的回顧，以便導引出我們核心的理論架構，以利於台灣的個案研究。二、理論觀點之提出：制度比較優勢與制度鑲嵌經濟社會學的發展，除了對於新制度經濟學之廠商組織，重新賦予新的研究觀點之外（DiMaggio,2001;Powell,2001;Stark,2001;Westney,2001;Kraakman,2001;Bryce&Singh,2001），對於制度的重視，幾乎已蔚為主流（Nee&Ingramed,1998;Granovetter,2002;2DiMaggio,2002;Fligstein,2002;Zelizer,2002）。對本文的研究而言，制度的探討是核心的課題。Young在其研究指出，制度的演進乃立基於個人對於可調適環境的選擇（Young,2001）。這個觀點對我們探討台灣產業資本形成，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制度鑲嵌觀點之提出，有相當大的幫助。從我們的探討問題來看，國家制度的發展取決於國際環境所提供的選擇空間。國家必須在國內制度環境與國外制度環境之間，找到有力的結合點，使得內外制度間的資源可以移轉，這就牽涉到另一個經濟社會學重要的發展：鑲嵌理論的建構。從Granovetter一九八五年的經典文獻發表以來（Granovetter,1985），鑲嵌幾乎已變成經濟社會學的代名詞。以台灣及東亞經濟發展之研究為基礎，對於鑲嵌理論的發展與實際運用，Uzzi和Tzeng在其合編的Embeddedness&CorporateChangeinaGlobalEconomy一書之序言：EmbeddednessPerspectiveontheChangeofInstitutions,InterfirmNetworks,andLaborMarkets（Uzzi&Tzeng，2000）已有相當翔實的介紹。鑲嵌理論經由Zukin和DiMaggio等人的深化研究（Zukin&DiMaggio，1990）可說逐漸沉澱出具有理論性解釋力的概念架構。而Zukin和DiMaggio所提出的政治、結構、文化及認知四種鑲嵌類型，進一步擴展了我們對於社會部門關係的研究視野。我們認為，鑲嵌概念最值得發展的研究場域，乃在於各國之間的制度互動。在全球範疇內的制度互動，形成了鑲嵌這個概念發展的潛力。本文透過台灣產業資本形成之國際化，以及因應這個策略而設計的「合格專業投資機構」制度(QFII)，即是想要探討，存在於全球與在地的制度鑲嵌問題。在全球資本與在地企業這兩端的互動，牽涉到一九八零之後公司控制權的變遷問題（涂一卿，2004）。在這個主題上，Useem對於美國因機構投資人的興起，使得股東權力壯大，引起在公司控制權上對於專業經理人的威脅，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Useem，1993)。而Dore於二千年出版的專書StockMarketCapitalism:WelfareCapitalism,JapanandGermanyversustheAnglo-Saxons，對於日本、德國和英美的資本體系和股東結構作了深入的比較（Dore，2000），提供了不同於Useem的觀點，使我們對於外資進入台灣之後，於公司經營及治理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有更深入的判斷能力。而在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capitalism)興起的脈絡，我們更能理解，隨著外資對台灣企業持股比例的增加，將會加深對台灣整體產業的影響。而外資影響力之提升，也使得國家在產業發展及資本市場的角色，相應產生了變化。政府在國內金融制度與國際金融體系之間，如何進行制度鑲嵌工作，就牽涉到政治與金融之互動關係。有關金融體系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隨著整個八零年代之後，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復甦，漸趨於豐富。Leyshon&Thrift對於英國倫敦，新國際金融體系（NIFS）形成的討論（Leyshon&Thrift,1997）；Dodd對於國際貨幣體系整合中，政治與國家所扮演角色之精彩討論（Dodd,1994）；Corbridge、Martin&Thrift所編之全球貨幣及金融體系之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選集（Corbridge、Martin&Thrift,1994）；Zysman對於國際金融體系之形成，與國家金融體系之形成，兩者內在關係的研究（Zysman,1994）；Fligstein對於市場場域制度形成之政治支配的探討（Fligstein,1990,2002）；Haggard、Lee&Maxfield三人所編，討論東南亞發展之金3融政治（Haggard、Lee&Maxfield,1993）；Patrick&Parkxu兩人所編，對於日本、韓國及台灣在金融發展上的比較；Semkow所寫的有關台灣金融市場與制度的研究（Semkow1992）（Patrick&Park,1994），以及Aberbach、Dollar&Sokoloff探討台灣發展中的政府角色（Aberbach、Dollar&Sokoloff,1994），都有助於我們在理論上，掌握國家與全球資本之內在關係。上述關於經濟社會學在制度、鑲嵌與金融政治體制之研究，構成本文理論發展上的主要知識背景。借由台灣產業資本形成之國際化的探討，我們希望能提出一個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架構。我們認為，在全球的資本市場中，可以將國家看成一個具體的行動者，如此國家的行為如同企業一般，具有競爭性的行動特質。誠如White指出的，企業往往不只依其市場需求而進行生產活動，而是測度競爭者對於需求之掌握，擬定出相同或具有不同利基之生產策略(White，2002)。國家對於全球資本的競逐，其實也是類似White所描述的情境。是以，在全球的資本場域上，國家及廠商要創造的，便是制度比較優勢及制度鑲嵌的行動能力。底下，立基於上述相關理論的扼要回顧，進一步說明制度比較優勢及制度鑲嵌觀點。本文要提出的觀點是：一國的制度比較優勢，對於其在全球化及在地化的制度鑲嵌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惟有具備制度的比較優勢，全球化與在地化接軌所需要的制度鑲嵌，才會真正啟動，進行雙向的修定、調適、磨合及可移轉的制度匯通。全球資本的流動，特別是以投資所牽動的資本移轉，更是受到這個原則的制約。以投資的角度，而非投機的視野來看，全球資本，因應各國資本市場，所提供的不同制度比較優勢，進行其投資組合。如此，制度即變成重要的發展概念。在此，我們所指稱的制度是，由國家所掌控的資源配置模式(modeofallocationresources)，由社會所自發形成產業整合模式（modeofindustry），以及每個企業組織內部所型構的一套經營企業的模式(modeofbusiness)。在這個界定下，本文所稱的制度比較優勢，是指一個國家相對於其它國家，在其國家掌控的資源配置模式，產業的整合模式以及企業本身的經營模式，具有優於其相對競爭者的效能。從上述之分析架構來看，國際上之資本流動，不從投機的立場，以避險基金為主的全球投機，有其完全不同於我們在此所談的邏輯和原則(Lhabitant,2002;淳洋，2002)，因而，非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從投資的角度而言，國際間的制度比較優勢，便是其進行全球資產配置，及投資組合的一個重要的判準。制度上的比較優勢，與古典經濟學在國際貿易學說，所提出的資源比較優勢之不同在於，由人為力量所創造的各種制度作為一種資源，具有相對於自然資源更大的決定性力量。以大陸為例，固然自然資源及廣大的市場，對於投資者具有吸引力，然而，整個政府所宣誓改革的資源配置原則、產業本身的發展模式和企業經營模式的不斷躍升，卻更是關鍵。在制度的比較優勢之下，我們便能發現，那些後進國家對於先進資本有更高的吸引力，並能啟動制度上的鑲嵌發展。在制度的比較優勢下，我們觀察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發展，便有一個分析的架構可以提出來，那就是制度鑲嵌。4無論從全球化或在地化的角度來看，這雙向的發展，都牽涉到制度的變革與調適問題。沒有觸及到制度變革、調適與發展的全球化或在地化，即非本文所關心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層次我們才會碰觸到社會變遷問題。若我們接受諾斯對於制度的界定（North,1996），在國際化的場域，我們便會發現，發展制度與使用制度，是不同的人。以台灣「僑外資投資條例」為例，設計這個制度是要給國外投資者使用，那麼建立制度的人如何知道，這個制度是有用的？國外投資者手中握有著不同國家，資本市場的不同制度訊息，在此，選擇制度的權利，在外資手中而不是台灣政府。外資要能接受台灣投資制度的規範，便需經由上述制度優勢的比較之後，進行制度間的選擇。一方面，固然台灣的投資制度要對其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其投資也必須符合本國對於投資的制度規範。是以，在比較制度優勢之下，外資必須進行制度的選擇，以及制度的鑲嵌。在制度的鑲籤過程，無論那一方作了妥協或讓步，制度的修定與模合是必要的過程。在此我們看到了制度鑲嵌對於全球化及在地化的重要，乃在於惟有透過制度鑲嵌，才會使得全球與在地的資源移轉，有一個明確的管道可以進行。從上述說明，我們可以導出兩種的發展方向，一種是在地的全球化；一種是全球的在地化。在地的全球化對於國家的挑戰在於，發展出自己的制度比較優勢，使得全球資本在投資國的選擇上具有競爭力；相反的，全球的在地化對於國際資本的挑戰乃在於，識別出不同國家之制度比較優勢之後，如何進行制度鑲嵌的工作，使其可以善用這個優勢。對於前者而言，制度比較優勢的取得，是社會發展的課題。國家必須對於其有限的政策工具及資源，作最有效的配置，產業的結構，必須在區域與全球具有整體模式上的競爭力，企業的經營模式必須提升到國際的水平，這些工作都是艱鉅的任務和挑戰；對於後者而言，制度鑲嵌的問題是專業發展問題。全球機構投資人如何利用其在全球平台上，發現或者發展出來的金融專業，使得在地的國家認同這些專業，願意修定其相關的法令規章，令其進行的投資符合其自己國家的規範，和專業績效的要求，便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底下，我們將以上述制度比較優勢與制度鑲嵌的觀點，來說明台灣產業資本形成國際化之意義。三、制度的比較優勢：國家、產業與公司在一九九四年個人所出版的中小企業研究專書：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陳介玄，1994），我們探討的問題是，何以台灣中小企業會成為出口的主角？在書內我們從生產協力網絡的觀點，說明了中小企業在生產模式上的優勢。除了生產面之外，我們在貨幣網絡及生活結構（陳介玄，1995）一書，也從資本形成的角度，說明了台灣中小企業如何動用社會網絡，透過地方金融機制，如信合社、農會信用部之抵押貸款及標會等活動集資。然而，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從一九八二年中小企業佔出口比重近百分之七十，到二千零三年只佔百分之十八（參見表一），可說整個產業結構已有根本的改變。這個改變除了在大企業興起這個問題值的探討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因應產業轉型，所帶動資本結構的改變。從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