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林聚任刘翠霞（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林聚任刘翠霞（山东大学社会学系）Abstract：Socialcapitalisanimportantmeasureofsocialdevelopment.Bymeansofquestionnaireandinterview，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ditionofsocialcapitalinruralShandongaccordingtoviewsofsocialethos，sophisticatedtactics，sensesoftrustandsafety，socialinvolvementandrelationalnetworks.Theresultsshowthatsocialcapitalhasagoodinfluenceoneconomicdevelopmentandlifesatisfaction.Finally，theauthorstrytorevisesomeconventionalideasandhopetobenefitthedevelopmentoftheoryandpractice.（一）社会风气观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社会风气都会有一个总体的评价，或好或坏，相应地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就往往会呈现出两种倾向：乐观或悲观。通过调查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公共道德秩序、人际关系、信任度、干群关系、家庭关系、集体责任感、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等方面的看法，显示出不同程度的隐忧情绪，对社会精神文明生活所持的悲观焦虑倾向大于乐观倾向。根据相应的百分比计算得出：悲观倾向度为0.450，而乐观倾向度为0.349。在调查中，笔者曾经针对这一问题临时询问了许多调查对象为什么感觉公共道德秩序下降，被调查者几乎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怀旧”情结。“咱们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这人心哪，跟以前没法比。”“以前都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有多少人黑天半夜的就到生产队去偷偷干活，第二天早上经常会发现一大片的麦地已经收割完，成捆成捆地扎在那了。”“叫现在的人看起来，那就是傻里吧唧的。”在毛泽东时代，社会成员尽管生活清苦，却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可以说除了生产力落后，那就是中国农民心中所向往的大同社会。这种大同社会的弊端在“文革”十年间开始暴露出来，但在普通社会成员还未来得及完全意识到和抛弃那些社会弊端、摒除文革的消极后果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人文精神的忽略，前后对比，社会成员难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而且，不同的城乡发展战略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城乡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陷入无尽的困惑与焦虑中。如果把社会焦虑指数看作是悲观倾向值与乐观倾向值的商，那么当前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社会焦虑指数为1.289，是比较高的。社会焦虑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给整个社会的发展、秩序的安定带来隐患。这无疑应当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尽管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焦虑，调查中却发现有两点例外：一是被调查者认为人们对集体公共事情的关心程度“提高了”的比例高于“下降了”的比例，分别为46.9%和39.1%。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反映出农村居民随着现代发达的交通传媒技术的影响，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视野也逐渐开阔。但另一方面，却极有可能是一种“逆关心”，因为乡镇和村集体总是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摊派乱收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不得不关心集体事务，其极端形式就可能是上访。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坦言“不关心不行啊，要不就没法好好过日子了”。二是认为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和睦融洽了”的比例远远高于“矛盾冲突多了”的比例，分别为49.3%和13.6%。不可否认，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的宣传，现代中国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日益向平等化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转型时期，面对激烈残酷的社会竞争，家庭作为避风港湾所发挥的精神慰藉功能，无疑使家庭关系变得更为情感化。而对于年轻的父母子女来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子女数量减少，更容易加深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沟通，故而家庭关系更为和睦融洽。这些作为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二）公共参与根据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观点，农民由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限制，天生带有狭隘性，自主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参与率低，农村社团性组织较少，即使有也相当不规范。在调查中我们的确找到了与这些观点相符的数据，当问及“您所在的单位是否经常组织集体活动”时，只有16.8%的被调查者回答“经常”，“偶尔”组织的也仅占40.9%，而回答“从不”组织的竟高达32.1%。相应地，当问及“您是否经常参加本单位所组织的活动”时，接近3/4的人“从不参加”或只是“偶尔参加”。而76.4%的被调查者对当地所谓的民间组织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参加了。但是还未来得及庆贺调查数据与已有理论观点的契合，将两个问题联系到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单位或社区很少组织集体活动，农村居民怎么可能会有高的集体活动参与率呢？而且，调查中进一步发现，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其实是很高的，在问及“您对当地公共事务的态度”时，有81.6%的被调查者回答“积极参与，认为应由当地人共同协商决定”或者“想参与，但缺乏参与的正当渠道和条件”。可以说，农村居民在很大意义上是“被迫性不参与”，而非真正的不想参与。在笔者负责的调查中，这一问题引出许多被调查者的话匣子，由于当时调查的村里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许多村民正谋划着上访。其中一位在村里颇有些威望的大爷说，“村里要做啥大事情，当然得跟所有社员知会一声，我们大伙举手表决才行，可村里干啥事都不说，社员们还蒙在鼓里，咱北山那一大片地就全给卖了，这怎么成？……可话又说回来，咱要去上访吧，就得多召集些人，可咱村胆小怕事得多，真正要去恐怕没几人。”笔者顺便问及“村领导不是村里人共同选举出来的吗？”“什么选举，形式而已，镇领导早就拟好人选了。”其中就透露出被调查者参与集体事务的许多愤慨和无奈，而所谓的选举就只能成为“被迫应付性参与”了。从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端倪，被调查者的参选率是很高，但参与地方决策、提建议的比例远远小于其它参与比例。通过相应计算得出，被调查者的公共参与度为0.355，其实这很可能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只能反映参与行动，而反映不出被调查者的参与意识。仅凭一些表面数据和行为，我们并不能说被调查者的社会参与意识低。可以说，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是农村有待挖掘的潜在社会资本，一旦其力量发挥出来，必定会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而这关键是要社会与政府的有效引导，并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正关心其利益。当然，说他们的参与意识较强，并不是说所有农民的参与意识都一样，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的参与意识与其文化程度有着显著的相关。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社会参与意识越强烈，由此教育的作用可见一斑。应该说，文化程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载体，对社会资本的各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加强农村社会的教育力度，完善农村教育设施，对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三）处世之道社会资本最终都要体现于人们的处世交往态度和行为中。可以说，处世之道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连接的结果，既反映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积淀，也折射出当时当地人们的利益、情感需求和取向，是一种处于中介环节的社会资本。经过统计计算，得出山东省被调查者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传统倾向度为0.481，而现代倾向度为0.473，二者相差微小，可见至少就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农民就是传统的。尽管他们还不能完全称得上是现代农民，但至少可称为新型农民，既不因循守旧，也不会引领潮流，这也正符合中国农民的“中庸”特性。比如，在调查中发现，半数稍强（55.7%）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人处事的首要原则”是情义和信赖，而41.5%的则选择了利益和原则；对于“找人办事请客送礼是否正常”的回答，也是基本持平的，分别为49.9%和45.7%。中国农民永远不会是最落后的，也不会是最先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和“缓冲带”。这一点应是学界慎重考虑的，所谓“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机能究竟在当前中国能发挥到何种程度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致同意中国是关系伦理本位的国家，在处世之道上注重人伦，但这种观点是在与国外的横向比较上得出的，而不是在中国内部的纵向比较上得出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对关系的态度，中国是较为重视关系的功用的。调查中同意“要办事，靠关系”的人占67.3%，证实了中国人对关系的注重。但就中国内部而言，关系的功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居于首位的是个人能力。在对山东省农村的调查中，发现56.1%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决定能否找到合适工作的最主要因素，而选择“有无关系”和“家庭条件”的总计才占37.3%。另外，被调查者中有86.4%的人同意“亲兄弟，明算账”，可见关系和利益是区分清楚的，不会被混为一谈。所以当我们再次提及“中国是关系本位的国家”时应当考虑其参照点。对比纵然能厘清自己，却也会误入他者的陷阱，对于农村的看法，我们的学者也常常在与城市的对比中“失真”。当然，重新审视“对比”，这并未能解决全部问题，处世之道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随世事而动。农村当前所处的特殊环境，必然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观矛盾冲突不断，作为一种生活需要，处世之道中包杂着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是难免的，这便是农民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无奈的圆滑”。此外，在调查中发现69.7%的被调查者更喜欢独立做事或经营。中国是家天下的国家，向来带有家族主义倾向。为什么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喜欢独立经营呢？当询问喜欢独立做事的被调查者原因时，他们大都说：“合伙经营一般干不长久，相互猜来猜去，明明关系很好的两家人很可能最后不欢而散，还是自己干得劲。”看来，其中既有理智，也有无奈，而怕伤和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喜欢独立做事并不一定表明不重感情，相反可能是因为害怕太重感情而误事或合伙经营伤感情。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社会存在着的信任危机：“不怕外人骗，就怕熟人欺”。尽管喜欢独立做事经营的占多数，但当被问及“在工作或生意方面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遇到问题时的求助首选对象”时，还是分别有79.1%和72.1%的人选择了“本家人”和“亲戚”。这明显表现出一种千百年来积淀的家族主义情感。有学者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归结为“无机群体意识”，是比较贴切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又会看到，被调查者对“本家人”和“亲戚”的依赖性，是与他们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的。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职业以务农为主，这也决定了他们与业缘关系的同学、同事等的交往是有限的，因为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越高，对“业缘关系”的依赖性越强。在处理养老问题上，被调查者的养老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尽管“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人仍占到了61.1%，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年龄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年龄越大，晚年生活寄托于子女的可能性越大，而年龄越小，则倾向于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于自己或政府组织。这暗示出在未来社会，养老将走出家庭，迈向社会。这也说明当前中国的“孝文化”已经发生了嬗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日渐退出生活舞台。尽管现今在生育问题上仍留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但人们已经不太重视生男孩与养老之间的关系了。有被调查者说：“男孩女孩其实都一样，不过生男孩不会断了祖上的根，好像活着奔头劲儿也大。”“是不是也因为男孩将来可以为自己养老？”笔者顺便问。“养老？不太指望他们下一辈养老了，再说了，将来我老了，但凡能动，也不会去麻烦儿女，实在动不了，才会让他们照料照料，到时说不定女儿更贴心，比媳妇好。”所谓的生男孩已然成为沉淀进中国人思想中的集体无意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另外在夫妻关系上，农村居民的认识也出乎预料：有47.6%的人不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而赞同的占47.4%，基本上持平；认为家庭中的重大事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的占67.5%。总体上说来，夫妻关系是向着平等方向发展的，反映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