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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胡荣、胡康1[内容摘要]根据2005年1月在厦门市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构成与影响因素。因子分析表明,测量居民社会交往的变量可以分为社交团体参与、非正式交往和社区团体参与三个因子。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对城市居民的社交团体和社区团体的参与程度有显著性的影响。横向关系的社团对于社会资本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还十分有限。[关键词]社会交往社团参与社会资本一、研究背景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Bourdieu)于1970年代提出的。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第二,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90:302)。美国学者帕特南(RobertPutnam)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1993)。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其他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一些相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社会发展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如提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甚至有助于降低个人和整个国家的贫困度;社会资本还能够使人建立起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参见格鲁特尔特、范·贝斯特纳尔,2003)。根据帕特南的界定,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系网络,二1胡荣,男,1962年生,博士,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康,男,1981年生,厦门大学社会学研究生。2是规范,三是信任。而在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关系网络是最基础的,因为有了广泛的网络才可以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才可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信任。为什么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形成互惠规范和增进信任呢?帕特南认为,第一,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投机者要面临这样的风险:既无法从未来的交易中获益,也不能从他目前参与的其他交易中得到他所期望的利益。第二,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第三,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更容易。第四,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在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时,帕特南将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种(Putnam,2000)。前者紧跟当下的事件,参与教会和俱乐部的会议,给慈善事业捐款,为社区项目工作,献血,读书看报,发表演说,关心政治,以及参与地方会议。与此不同,非正的社会联系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更具有自发性和灵活性。非正式关系的参与者经常与朋友呆在一起,不是一起玩牌、吃饭,就是光顾酒吧,或外出烧烤野餐、走亲访友、寄送贺卡等。这二者的区别是正式与非正式社会联系的区别,反映出社会地位、生活圈子以及社区联系的差异。前者往往接受良好的教育、收入较高,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则存在于各个阶层。关于正式与非正式社会联系的作用,帕特南写道(Putnam,2000:95):“当哲学家提高声调在谈‘公民参与’和‘民主商议’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想到社区团体和公共生活作为社会参与的高级形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的友谊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也为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非正式的联系通常不会像对俱乐部、政治团体、工会或教会的参与一样训练出公民技巧,但非正式的联系对于保持社会网络却是十分重要的。”正式的社会交往主要表现为社团的参与,不过社团还可以分为横向和垂直两种(帕特南,2001:203)。横向的联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3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那么可靠,另一方面,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既然非正式的联系和具有横向联系的社团对于社会资本的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国城市居民的非正式交往和社团参与情况如何呢?城市居民的非正式交往和社团参与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二、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因子分析本文对城市居民社会交往情况分析的数据来自于2005年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一项有关厦门市居民及外来人口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本项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厦门岛内的思明区和湖里区随机抽取调查样本,成功访问的样本量为669人,其中男性占46.6%,女性占51.4%;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小学13.5%,初中19%,高中35.3%,大专21.9%,本科及本科以上10.2%;从年龄看,30岁以下占35.7%,31-40岁占29.2%,41-50岁占18.7%,51-60岁占8.6%,60岁以上占7.8%。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分别用3个问题和8个问题来测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式社会交往和社团参与情况。测量居民非正式交往的指标是:1)受访者在春节期间用短信、电话或其它方式联系的人数,2)受访者春节联系的人中朋友数目,以及3)受访者春节联系的人中亲戚的人数。从调查情况看,受访者在春节期间用短信、电话或其它方式联系的平均人数为37.32人,春节联系的人中朋友数目为24.32人,春节联系的人中亲戚为14.37人。为了测量居民的社团参与情况,我们问了如下8个问题:第一,是否经常参加同乡会活动;第二,是否经常参加校友会活动;第三,是否经常参加老战友或知青聚会;第四,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第五,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活动;第六,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第七,是否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第八,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动。针对以上每个问题,可供选择的答案共有6个,分别为:“从未参加”,“很少参加”,“较少参加”,“一般”,“较常参加”,“经常参加”。调查表明,受访者的社团参与率并不是很高,他们对以上6个问题回答“从未参加”的比例相当高,分别为42.81%,34.09%,73.67%,59.8%,66.7%,35.08%,43.1%和65.1%。由于该组调查项目的回答是一组定序答案,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我们将按4顺序对以上各个答案分别赋值:“从未参加”为0分,“很少参加”为1分,“较少参加”为2分,“一般”3分,“较常参加”为4分,“经常参加”为5分。通过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参与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的程度最高,为2.157分;其次是参与校友会,为1.756分;这说明城市居民与其所在单位的关系相当紧密,虽然目前城市居民所在的单位已经失去计划体制时代的作用;但是,单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实际生活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学术社团活动与老战友老知青聚会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分别为0.799分和0.682。这主要是由于这两类社团类型的参与者有其固定的群体,并且这些群体在社会中的比例不大,如学术社团活动往往只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才会参与,老战友老知青聚会也只是针对那些有那段特殊经历的人群。表1受访者参与各种社团活动的平均值人数平均值标准差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5631.5648311.66093是否经常参加校友聚会5691.7557121.607117是否经常参加老战友老知青聚会4900.6816331.318683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4901.0612241.516213是否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5471.7513711.904394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动5130.8031191.326646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活动4920.798781.345642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5532.1573241.888808说明:“从未参加”=0分,“很少参加”=1分,“较少参加”=2分,“一般”=3分,“较常参加”=4分,“经常参加”=5分。为了弄清测量受访者社团参与的8个问题和非正式社会联系的3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以上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这11个项目可以提取3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是否经常参加校友聚会”、“是否经常参加老战友或老知青聚会”、“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活动”以“及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些都是因为共同的学习或工作关系而建立的社团,所以我们把这一因子称作“社交团体参与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春节期间用短信、电话或其它方式联系的人数”、“春节联系的人中朋友人数”和“春节联系的人中亲戚人数”三个指标,我们把它叫做“非正式交往因子”;第三个因子包括“是否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5召开的会议”和“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活动”,我们把它叫做“社区团体参与因子”。表2社会交往因子分析结果社交团体参与因子非正式交往因子社区团体参与因子共量春节用短信、电话及其它方式联系多少人0.1766770.714312-0.046690.543637春节联系的人中朋友有几人0.0454910.9340810.023670.875138春节联系的人中亲戚有几人-0.000840.9121460.060990.83573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0.7781970.088049-0.042960.615189是否经常参加校友聚会0.8113410.044406-0.03350.661368是否经常参加老战友老知青聚会0.5168370.1582840.3224680.39616是否经常参加行业协会活动0.588460.0611280.4088370.517169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活动0.5618520.0988660.4836740.559392是否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0.611390.0027870.1007470.383955是否经常参加社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0.053868-0.084140.7044890.506287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动0.0797390.0523570.7113430.515108特征值2.6092.2731.5276.409平均方差23.72120.66313.88258.265三、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各因素分析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以往的研究(Putnam,2001;胡荣,2005)表明,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会对个人的社会交往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分别就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等几个因素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诸因子的关系进行分析。为了更直观看到不同因素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我们把上文因子分析中所提取的三个因子值转换成1至100的指数。2我们先来看一看性别对城市居民社会交往诸因子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城市居民中男性的社交团体的参与程度高于女性,男性参与的平均得分为44.77,2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参看边燕杰、李煜,2000)。6而女性为35.71分。方差分析表明,男女之间在参与社交团体这方面的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不过,在社区团体的参与方面,女性的参与程度却略高于男性,虽然二者的差异不具统
本文标题:胡荣_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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