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讲稿

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讲稿一、建军初期的发展历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于建军初期。红军刚成立时，主要以农民为主，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都不是很强。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时，正是当地红薯收获季节。在初次助民劳动中，有的官兵吃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给部队规定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纪律。不久，部队开到茶陵筹款，在打土豪时又有个别官兵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于是，毛泽东又有针对性地提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毛泽东了解到某些部队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后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3月底，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4月初，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这便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个版本，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对于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二、建国后的完善修改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亲密关系。广大党政干部真心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事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1957年后，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干部队伍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开始出现。在为期三年的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严重“左”倾，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等“五风”盛行，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严重紧张。对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于1961年1月8日，就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胡乔木这个稿子中的规定有的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用语不那么简洁明快。毛泽东对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于1961年1月9日对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作了批示，提出修改意见：“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要各组讨论，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对胡乔木起草的“三大纪律”，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后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不是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中的要害问题。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的更简单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予以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便是第二个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积极影响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公布，对于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教育和约束党政干部的作风和行为，纠正干部中存在的五风现象，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拒腐防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随后进行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都发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