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准确把握“四下基层”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党课：准确把握“四下基层”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一、“四下基层”从密切联系群众上体现了历史唯物论与民本观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体现在对人民的认识和态度上，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本观的结合上。“四下基层”，是要让地处闽东的宁德摆脱贫困，让宁德人民过上好日子，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要求是干部要练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功。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而我们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干部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并且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联的关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对于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因此，要提高领导水平，就要眼睛向下，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对于信访接待下基层，要求变被动为主动，“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打掉官气，主动上门，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对于现场办公下基层，要求干部到基层现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我们不能还是习惯于过去‘台上讲，台下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而应当是深入家家户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农民的心坎上”。“四下基层”，强调“干部苦练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以解决宁德摆脱贫困的组织领导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延安，毛泽东和黄炎培有一个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毛泽东认为以民主、走群众路线的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习近平同志引用他们的对话后指出：“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之中。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阐明抗日战争依靠的是民众。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早在50年前就告诫过全党：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习近平同志根据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民性理论，阐明密切联系群众是解决宁德贫困问题的根本力量和有效办法，也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四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闽东文化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闽东的文化建设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有一个明确目标：通过文化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不仅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对闽东的信心。”习近平同志谈密切联系群众时，总要结合以民为本的传统观念进行阐述。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习近平同志就结合《老子》中的“以百姓心为心”，《管子》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苏辙《上皇帝书》中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等，来阐述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问题。孟子是中国古代民本观念的突出代表。习近平同志对《孟子•离娄上》中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尤为重视，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指出：“中国有句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离开宁德时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同志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25年后，习近平总书记说，“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要求“这句话，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在心”。“四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所体现的“两个结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天下为公”的胸怀的思考和实施治国理政，从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上产生着重要影响。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回答俄罗斯记者布里廖夫关于怎样领导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提问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平台，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在治国理政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在宁德工作时引用过的传统观念，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有“与人民心心相印”“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等，都是对《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运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观念的结合，这是一种根基性的结合。二、“四下基层”从实事求是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知行观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注重实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体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四下基层”，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掌握宁德基层的实际，解决宁德摆脱贫困的认识问题，形成正确的决策和行动。习近平同志认为，摆脱贫困“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在认识论上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能不敢想、不敢干，也不能任意妄为、主观蛮干。习近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阐述了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和怎样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并立足宁德的实际情况，强调从现实出发，发挥沿海优势，抓住机遇，组织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攀比，不消极，不蛮干，紧中求活，活中求发展”。首先，坚持实践第一。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过去采取的很多有效的办法，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并提出了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干事创业精神，为闽东制定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效益”的方针，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其次，坚持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的“实际”和全过程的“是”。习近平同志指出，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功包括调查研究，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全面的“实际”，避免从片面的“实际”出发作出错误的决策，避免“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全过程的“实际”，避免把阶段性的“是”当作全过程的“是”，如果“凭一点阶段性的‘是’去处理无限过程的事，在认识论上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实践中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四下基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观相结合。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在“知”的方面强调《论语》中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阐明既要重视直接的知识，虚心向实践学习；也要重视间接的知识，虚心向书本学习。在“行”的方面，习近平同志重视《老子》中讲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起好步，打好基础；重视《论语》中讲的“欲速则不达”“过犹不及”，强调既要有敢于闯的精神，又要克服急躁冒进；重视《管子》中讲的“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要为人民办实事、做有益的事。“四下基层”所体现的“两个结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守正创新和问题导向的方法思考和实施治国理政，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产生着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在宁德工作时形成的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强调“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资源和禀赋，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知行合一、贵在实干的传统观念，强调“撸起袖子加油干”；反复引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阐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三、“四下基层”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外因与内因关系上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与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理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揭示了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在同与异的关系上，主张和而不同；在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上重视自强不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唯物辩证法上突出体现为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外因与内因关系的认识。“四下基层”，目的是要解决宁德摆脱贫困的认识和实践问题。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在唯物辩证法上强调的是要从宁德的特殊性出发，从发挥宁德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上，认识和解决宁德的贫困问题。习近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宁德摆脱贫困的问题，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宁德发展的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以发挥宁德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为主，实现宁德由贫到富的转变。习近平同志批评了依靠外援“等、靠、要”的意识，提出“扶贫先要扶志”，要有“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先飞”“先富”意识，指出“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认为脱贫的组织领导者尤其要摆脱人穷志短的“贫困县意识”，树立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以自强。强调“脱贫越深入，农村第一线党组织的力量越要增强”。二是摸清宁德基层的实际情况，从宁德的特殊性与全国的普遍性联结上把握宁德的特点，解决宁德摆脱贫困的问题。对于闽东乡村的脱贫，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对于闽东乡镇企业的发展，习近平同志认为闽东的乡镇企业是在闽东山海资源的基础上，以种、养、加工起步的，要立足于“土”；是为农林牧副渔大农业服务的，要立足于“农”；是在市场夹缝中生存与发展的，要立足于“特”；闽东地处福建沿海，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要立足于“外”。对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结，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结合本地实情；既不能强调特殊性而不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又不能搞‘一刀切’。”“任何部门搞‘独立大队’，都是违背整体战略的”。“四下基层”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外因与内因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自强不息理念的结合。习近平同志认为，贫困县与一般县有差异互补的地方，“不是事事不如人”，并引用了《楚辞》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和《警世通言》中“松柏何须羡桃李”的观点，强调“我们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这句话是对《论语》“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大学》“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运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靠人不如靠己的理念。“四下基层”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外因与内因关系上所体现的“两个结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自信自立和系统观念的方法思考和实施治国理政，从唯物辩证法上产生着重要影响。习近平同志自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