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最新年文档

由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Urbanizationistheinevitabletrendoftheprogressofhumancivilizationand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ExploringtheroadofurbanizationinChinahasnotonlypracticalsignificance，butalsogreattheoreticalvalue.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peopleinsouthernJiangsuProvincehavepracticedthedevelopmentofurban-ruralintegrationandurban-ruralcoordination．Inlinewiththeirrealconditions，peopleallovertheJiangsusuccessfullyachievethejoint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withagricultureacceleratedbyindustryandcountrysideenhancedbycity．Thetrendofurbanand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sgraduallyemerging．BasedontheseexperiencesinJiangsu，theauthorsofthispaperanalyzeurban-ruralintegrationasaroadofurbanizationinChina．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战略之一。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既是对城镇化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对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规划和要求。因此，深入地进行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探索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江苏实践，从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的视角，力求对中国城镇化道路进行一些前瞻性思考。1城乡分离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60余年的城镇化发展历程表明，从城乡分离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的融合，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演进过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1城乡分离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为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选择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建立了全面控制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利用行政指令调整国民收入的一、二次分配，千方百计加快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把有限资源优先向工业部门配置和整合。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缺少市场联系的两个单元，实施了包括城乡二元产业政策、二元就业政策、二元财税政策、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农产品统派统购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安排，最终形成了以农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为内核的城乡关系。这种城乡关系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二元财税体制，从制度上保障了农业的剩余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资金短缺，国家通过低价向农民征购农产品，获取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同时，农业税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也为推进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农民单独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大大降低了国家财政负担，使其有更多资金投向城市，相对提升了城镇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扩大了城乡享用公共资源的差距。2、实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二元就业政策，从制度上阻断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的转移。在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主要面向城市居民计划招工，在农村，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不能跨区域转移，更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之对城镇居民实行诸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措施，最终导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福利保障和发展机会上的巨大不平等。上述城乡二元体制虽然有效地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快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工业过度剥夺农业，城市过度剥夺乡村，城乡之间又缺乏正常的市场联系，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严重失调和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农村发展能力的萎缩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倒头来也削弱了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后劲。1.2城乡统筹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十七大召开前后，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农民收入得以迅速增加，并且旧的“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分工格局被打破。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工业率先崛起，以上缴管理费和部分企业利润的形式“以工补农”、“以工建农”，逐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顺利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城市对周边农村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经营管理机制趋向优化，激发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再发展的积极性，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并且生产区位、企业逐步向城镇园区或大中城市转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此更强化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力度和广度。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含市辖县）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2%，财政收入占59%，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从产业角度看，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吸收农民工就业的数量急剧增加，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45亿人，26年增长了近73倍，年均增长18%左右。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7年的25%提高到2004年的34%，2006年又进一步提高到38.3%，2009年则达到了40%[1]。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乡村、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不可或缺的有效形式。总体而言，此时期由于农村市场化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又由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农村城镇化，中国已经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馈补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当然，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仍明显存在，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特别是享受公共服务的水平与城市居民仍有巨大反差。大量的农民工虽然长期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也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甚至成为“边缘人群”。1.3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就是城乡融合发展，它是建立在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城乡关系的更高境界。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奋斗目标。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由“混沌”到“分离”到“联系”最终到“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和人类走向完全自由与解放的过程。所谓“城乡融合”，就是“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3]。进一步看，城乡融合应当是城乡之间相互吸收生活方式之优点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即是社会整体各子系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统一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态势，它是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从城乡融合的实现来看，它是要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条件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以城带乡，以乡助城，互为接轨，相互渗透，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方面的融合发展。它是“体制统一、规划一体、资源共享、利益共得”的城乡新格局。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2江苏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并走向城乡融合的创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在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先行一步。窥探江苏这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于全国具有前瞻性的意义。2.1江苏率先实行城乡统筹的创新实践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随着城乡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江苏大地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兴起，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方兴未艾，资源、要素逐渐突破旧的城乡二元结构束缚，在市场导向下加速流动，江苏由此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90年代后，随着城乡市场化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城乡分割状况基本被打破，城乡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初步形成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共同发展”的局面。2.1.1“以工促农”的探索与实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凭借乡镇企业率先发展的优势，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探索实践。一般采取按一定比例从乡镇企业销售额中提取建农补农资金（一般在0.5-1%之间）的办法，协调工农业之间的收益落差，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无锡是苏南模式的策源地，乡镇企业最早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也最早施行，对苏南其他地区乃至江苏全省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常州市武进县（现武进区）通过吸引城区企业外迁、企业合作和自主创业等多种模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5年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达23.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0.57%，利税的44.31%[4]。常州全市乡镇企业平均每年新增3～4万个就业岗位，安排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农民纯收入由1984年的528元增加到1988年的1108元，年均增长20.35%[5]。九十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江苏推进贸工农一体化战略，以工业化理念、工业化模式建设现代农业，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全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达到250家，国家级龙头企业43家，带动农户200多万户，各种涉农合作组织12600个，成员达290万人[6]。进一步形成了以工促农、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2.1.2“以城带乡”的探索与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开发和邓小平南方讲话为契机，江苏一方面呼应浦东开发，接轨国际，通过开发区和工业区建设，加大外资引进规模，优化外资投入结构，开放型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和多种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实现了经营机制和发展机制的成功转换，进入新的发展快车道。开发区、工业区的迅速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集聚推动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镇经济快速壮大，为“以城带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良好平台。全省城镇化的重点逐渐由小城镇转移到了重点城镇和县城以上的小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及大城市，由此推动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往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则离土又离乡。这一时期，江苏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经商，带动了收入的增加。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53.0%。二是许多农村企业不仅搬迁到了各类开发园区，甚至把总部设到了大城市，依托经济开发区和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及软环境，实现了素质提高、产业升级、规模扩张。进园区、进城市发展的企业，其股份大多仍属于农村和农民所有，反哺农业农村的能力更强了。三是城市资本参与农村资源的开发，推进了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到农村开发高效、生态、观光农业，或参与农村新居民区建设和小城镇改造，加速了农村面貌的改善。四是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民开放并向农村延伸，如学校、医疗、广播电视、电力、通讯、公共交通、卫生饮水、垃圾处理等，实现城乡全覆盖，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以城带乡、城乡统筹的力度与水平。2.1.3城乡互动的探索与实践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不仅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农支工、以乡助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互促、互助不仅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而且也意味着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不仅是对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