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三篇

经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三篇2024/X/XX经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1时间是一条永不停止的河流，无法从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此时我伫立在时代的沙堤上，纵观历史，举目未来，于百年征程中体味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那些筚路蓝缕的艰辛岁月。有一种声音，穿越历史的尘埃，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从橘子洲头呼啸而来，抵达我们的心房;有一种力量，锤炼青春的硬度，拨开一个时代的迷雾，在神州大地点燃一盏耀眼的灯光;有一种感动，在民族的胸膛流淌，如清冽的湘江之水，总是让你我的青春热血激荡……一百年风雨兼程，沧桑几度。党的诞生是黑暗中的炬火，照亮风雨如晦的中国;党的发展是荒芜大地上的星星之火，有着掀起燎原之势的雄壮气魄。百万雄师的长江之歌久已远去，但声威犹存;风吼马嘶的黄河颂已经过去，但依然回响。新中国的建立，揭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篇章;蘑菇云平地升起，见证了中国科学家的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八面来风、四方纳容的新局面;一带一路新设想蕴藏着传统文化中调和乾坤的气度胸襟。这每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无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正是有了这样的初心，这样的坚守，才有了中国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时刻。抚今追昔，峥嵘岁月;百年初心，历久弥新。九州由苍茫风雨行至而今的黻蔀黼纪，这段蜕变的历史，每一帧都有中国共产党的身影。一百个风雨春秋，一百年奋斗不息。我们，生在红旗下，沐浴着党的雨露，度过幸福的童年;又乘着改革的春风，畅游于幸福生活的海洋。一轮鲜红的太阳，从未有过今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的掌舵人，开辟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线，把我们的航程永远指向太阳的方向。新的百年，新的起点;又一轮征程，又一度辉煌。在下一个百年奋斗中，党必将引领我们一道踏荆棘，乘风浪;看前途似海，看来日方长。经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文2内容提要：清代以来各种书法雅集较之前代明显增多，乾嘉时期甚至出现了以隶书为主题的雅集活动。本文尝试从书法雅集的角度进行探讨：一则考察此时期隶书创作、研讨的热度，揭示乾嘉时期隶书复兴的必然性;二则将乾嘉书法雅集形式呈现出来，以利于当代书法学习者借鉴。关键词：清代;乾嘉;雅集;隶书;复兴从清初开始，由于郑簠等书法家对隶书的热衷并以强大的势头影响到当时的书法家，人们对隶书日趋崇尚。就乾嘉时期隶书复兴来说，清初的渐变之态为铺垫;而乾嘉时期尚隶之风日益强烈，也可以说这种风尚即是乾嘉隶书复兴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主要体现在书法中心向汉碑重地转移、隶书家逐渐增多以及各种隶书的交流活动、创作雅集日益频繁等方面。一、书法中心的转移与隶书家日益增多山东逐渐成为书法的中心。原因有三：一是山东拥有大量的汉代碑石，曲阜、济州等地汉隶碑刻尤多;二是扬州的经济影响力在乾嘉时期开始逐渐下降;三是从乾嘉时期开始，“扬州八怪”陆续离开人世，尚有较大影响力的罗聘也家境渐落，为谋生计不得不几次北上，即便妻子病重仍继续北上，“出门落泪岂无情，君病卧床我远征”，扬州书画中心不再。取而代之的山东，则不断展现它的金石书画的魅力，本地的金石、书画家影响力越来越大，外籍的金石、书画、篆刻家也不断涌入。山东本籍一些金石、篆隶书家声名鹊起。张在辛在山东有较大的影响力：一是其为郑簠的学生，隶书的风格基本上继承了其师的风格;二是其将研习汉隶的经验编纂成书《隶法琐言》;三是其好金石书画亦好交游，曾与“扬州八怪”中金农、高凤翰等都有交集。他在传播书画方面无疑是一个桥梁，将山东书画情况介绍出去，将南方的书画经验引进来。牛运震，好金石，为官泰安时识得碑帖商人褚峻，二人后合作《金石经眼录》，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高凤翰，其主要活动地点在歙县、扬州，其声名起于扬州，属“扬州八怪”一系。其隶书继承郑簠，但后因右臂病而以左手作字画，饶有拙趣。乾隆五年(1740)高凤翰归山东养老，此期间其对于山东金石、书法的贡献自不待言。桂馥，精通小学，好金石篆刻，擅隶书，与朱筠、翁方纲、阮元、武亿等当时金石学家都有交游。段松苓，金石学家，曾为阮元所著的《山左金石志》提供大量资料。外籍来山东的金石、书法家更是为数不少，其中黄易停留时间最长。黄易，浙江钱塘人，其父精小篆、八分，黄易深受影响，后又从丁敬学金石篆刻。所以虽然黄易在山东为官兖州府河运道同知，但使其拥有声名的倒是其金石修养、隶书、篆刻以及其对碑刻的新发现。凡乾嘉时期来山东的金石学家或书法家几乎没有人不与黄易相交游。除黄易之外，前后相继有人前往山东考察金石。武亿，乾隆四十一年(1776)进京途经山东德州，或许为其进入山东境内的最早记录，后在阮元山东幕，助阮元金石著述。何元锡，乾隆五十四年(1789)于曲阜清洗《竹叶碑》，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孔林外发现《孔君碑》。邓石如，擅书法篆刻，隶书声名尤重，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户部尚书曹文埴入京途经山东，访泰山。罗聘，“扬州八怪”之一，擅画能隶，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过黄易济宁官署。翁方纲，金石学家，擅书法，官至内阁学士，后奉命提督山东学政。阮元，金石学家、书法理论家，乾隆五十八年(1793)奉命为山东学政，后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文藻，曾助力阮元编撰《江左金石志》，其入山东境为此书编纂之时，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后。毕沅，金石学家，曾为山东巡抚。铁保，擅书法，山东考官，与阮元相交于济南。孙星衍，金石学家，曾任刑部主事，嘉庆十六年(1811)为山东督粮道，后任山东布政使。伊秉绶，篆隶精绝，也曾远赴山东从刘石庵学书。钱大昕，金石学家，曾充山东乡试考官。钱载，擅书画，曾任山东学政。从以上情况基本上可以想见当时山东金石书画气氛之盛，其中的交流、研讨是必定的。又，据笔者统计，仅乾嘉时期有资料可查的涉及隶书创作的书法家就有近两百人，这是前代任何时候都没法比拟的。他们大都在山东、河南、山西等一带有过访碑、赏碑、拓碑的经历，也有隶书创作甚至著录、研究的经历。其中书法雅集是必不可少的，以隶书为主题的雅集也不在少数。二、各种雅集活动凸显乾嘉隶书之复兴乾嘉时期出现了一些形式各样的书法雅集活动，甚至以隶书为主题的雅集。首先是“结集访碑”。我们不妨看看乾嘉书家结伴访碑的情形：十九日，至偃师，虚谷已返饭斋中，纵观金石拓本……补拓数种，秋塍先至洛，书来约余同虚谷往洛。[1]二十一日，同秋塍及虚谷、乔梓出南郭渡洛河谒关忠义陵，极崇丽，游龙门宾阳诸洞，观诸佛像，庄严、博大，旁多刻字……循山而南，石壁凿洞，不能计数。登老君洞观魏齐诸刻……[2]这是黄易的访碑记录，并没有太多惊奇，表现出乾嘉时期视访碑为日常的一种态度。如果详察《嵩洛访碑日记》，我们可以知道，黄易在访碑的过程中，除了友人之外还有拓工与其他帮手。正因为每一次参与的人数较多，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访碑雅集”。这样的雅集在乾嘉时期金石、书画家的文集、日记中时见记录，频繁的“访碑雅集”促使新的发现浮出水面。一旦有新的发现之后，他们必然奔走相告。乾隆五十年(1785)，黄易访得《朱龟碑》拓片，高兴地书信转告张埙，张埙为此作诗曰：“开缄黄九平安信，又得人间三汉碑。”[3]同样，翁方纲也有诗记录此事。其次是“拓片观赏”的雅集活动。乾嘉时期金石、书法家多有收集碑刻拓片的习惯，观拓的活动自然也是常有的事。伊秉綬曾书信给任云南永平知县的桂馥，以诗歌的形式告诉他书友会聚的欢愉情形：……欧赵所未见，见之适然惊。熟碑最新拓，笑倒翁北平。因思桂大令，南诏烟岚蒸……[4]此诗为伊秉绶题《衡方碑阴》，诗中除了提及此碑碑阴的一些基本信息外，还用“熟碑最新拓，笑倒翁北平(翁方纲)”一句谈及当时观拓雅集时的融洽与开心。当然，有时候并非拓片，而是拓片的衍生品，比如双钩本、缩刻本等。我们且看关于《延熹华岳碑》的一件事情，就颇有意思：乾隆四十三年(1778)，太学生曲阜桂馥借得颜氏所摹杭人金农双钩本以示翁方纲……旁观者，馥及太学生乌程陈焯、海盐张燕昌、安邑宋葆惇、内阁中书舍人番禺潘有为。[5]朱笥河五兄所藏《延熹华岳碑》，予既临摹寄陕入石，今复得金寿门双钩全本于曲阜颜氏，补前所摹全字一百有六，于是碑字遂完。[6]从上面翁方纲的两则题跋，我们可以知道：桂馥从颜氏借到《延熹华岳碑》(《汉西岳华山庙碑》)的本子，这个本子为颜氏所摹金农双钩本。虽然为几度复制，他也不妨向翁方纲展示。其时，同观者又有陈焯、张燕昌、宋葆惇、潘有为等人，他们为翁方纲友人或弟子。而在此之前，翁方纲曾依朱筠所藏《延熹华岳碑》临摹一本，但有缺字上百，现在众人观摩下补缺字，其依靠的“前摹本”当为金农所摹双钩本或颜氏摹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乾嘉时期这样的雅集活动已经不仅是拓片鉴赏，而是明显带有集体比对、研究的性质，对于隶书的研究逐渐深入了。再次是“隶书创作”的雅集活动。乾嘉时期的隶书创作雅集活动还常常与饮酒、表演相关联。与表演、饮酒相关的书法创作，草书创作为多，唐代就有这样的例子，至今被世人传为美谈。然而，隶书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静态的书法字体，几乎没有表演的可能性，这一点恰恰在乾嘉时期被打破。乾嘉时期的桂馥曾在《未谷诗集》中就对自己酒后作隶书、旁观者围观欢呼的场面有详细且精彩的描述：吴君煮酒酒不群，要余饮酒书八分。……浅斟细酌到无算，对客解带微觉醺。请试把管管无力，写出便付秦人焚。……纵饮大噉杂谐谑，花阴渐转天将曛。兴酣笔落无束缚，墨沈不顾沾裳裙。横卷直幅尽挥洒，苦无余纸书嘉文。旁观畅意呼大好，一赞亦足张吾军。……吴君!吴君!但愿日日饮酒书八分，富贵于我如浮云。[7]马履泰为《未谷诗集》作序时称桂馥有四病，其中就有“醉”与“工书”两病，实为称赞。按其描述，甚至桂馥醉时作书，“脱手辄为人持去，比醒都不复记忆”[8]。而桂馥此次饮酒似乎并没有酩酊大醉，而是微醺，所以我们才能有幸“目睹”乾嘉时期隶书即兴创作雅集的一幕。有一年，桂馥回乡游山东东莱(今烟台)，吴秋鹤置酒设宴，时正春暖花开。桂馥饮酒由“浅斟细酌”到“纵饮大啖”再到微醺;书写则由“对客解带”“把管管无力”到“笔落无束缚”再到“尽挥洒”“无余纸”，可谓解衣盘礴;旁观者则“畅意呼大好”，称赞大有气势;最后，书写的快意让桂馥不禁感慨：“但愿日日饮酒书八分，富贵于我如浮云!”乾嘉时期出现酒后即兴隶书创作的激越场面，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只有草书才具备表演性的固有思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乾嘉时期书法雅集时隶书创作所带来的热烈气氛。结语乾嘉时期，书法的中心向北转移，尤其是拥有大量汉魏碑石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由于发掘的汉隶碑石不少，这一时期喜好隶书的书法家人数大增。这种喜好往往通过各种雅集活动表现出来：结伴访碑;获得新发现碑刻、新拓片则奔走相告;集众人之力挪移碑刻、保护碑刻;雅集观赏碑刻或拓片，等等。当然，还有隶书创作以及理论探讨方面的雅集活动。这样以隶书为主题的雅集活动的频繁开展，为乾嘉时期书家创造出大量且多样风格的隶书作品以及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隶书理论体系做了非常好的铺垫。同时，这种雅集活动也凸显了乾嘉时期隶书发展的繁荣状态。参考文献[1]黄易.嵩洛访碑日记[G]//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2006：600.[2]黄易.嵩洛访碑日记[G]//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9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2006：600-601.[3]张埙.竹叶庵文集：卷二十四[G]//续修四库全书：第14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4.[4]伊秉绶.留春草堂诗钞：卷四[G]//续修四库全书：第14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34.[5]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成[M].沈津，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1.[6]翁方纲.翁方纲题跋手札集成[M].沈津，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2.[7]桂馥.未谷诗集：秋鹤席上醉歌[G]//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02.[8]马履泰.未谷诗集：序[G]//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3.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清代书法雅集研究”(GD13XYS02)阶段性成果;岭南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