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市老龄化工作进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

关于全市老龄化工作进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党的XX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养老事业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养老体系，而产业养老指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养老体系。长期以来，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方向主要集中在大力发展养老事业上。经过数十年的接续努力与不懈奋斗，我国逐步形成了广覆盖、兜底线、可持续的事业型养老体系。随着1962—1973年第二波“婴儿潮”的到来，我国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养老压力前所未有。为更好地应对新一波“银发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必须在事业养老体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产业养老体系，形成事业养老和产业养老双轮驱动的新格局。产业养老体系核心就是银发经济。这一概念最早以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家铁路创设的“银发座位”为原型，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银发市场”“银发产业”“银发经济”等概念。2008年欧洲议会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来自与人口老龄化和超过50岁公众和消费者支出相关联的经济机会，以及与具体需要有关的支出”，横跨一、二、三产业。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比例将达到33％。《2021中国银发经济行业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达5.4万亿元，而2021年市场规模达5.9万亿元。作为全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我市加快探索产业养老新体系、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一、全市人口老龄化阶段性新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为1767728人，占同期全市总人口比例的18.97％。其中，65岁以上老人为1275870人，占总人口的13.7％。在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中，社会人群中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而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20％为超级老龄化社会。对照这一标准，我市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处于深度老龄化临界点并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新的老龄化阶段催生新的老龄化特征。老龄人口主要集中在低龄老人组。我市60—69岁组的低龄老人共有980418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55％；70—79岁组的中龄老人共有524868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30％；80岁以上组的中龄老人共有262442人，占全市所有老人的15％。在全年龄组性别比中，男性共有859134人，女性共有908594人，对应占比分别为48.6％和51.4％。与出生性别比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不同，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中，低中高各年龄组中的老人女性都多于男性，而且年龄越大女性占比越高。当前低龄组老人群体集中对应于新中国第一波“婴儿潮”，即1949—1957年出生人口。接下来的新一波低龄组老人群体对应的则是新中国的第二波“婴儿潮”，即1962—1973年出生人口。与第一波“婴儿潮”对应的“银发潮”相比，第二波“银发潮”持续的时间更长，达到了12年，而且涉及的规模更大，年均老龄化人口在2500万—3000万。较为幸运的是，在这两拨“银发潮”之间会有5—6年的间隔期，为缓解养老压力提供了宝贵的应对窗口期。期间，虽然老龄人口总量在快速扩张但以低龄老人为主，同时第二波“银发潮”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构成直接养老压力。在这一窗口期后，养老将会面临第一波和第二波“婴儿潮”叠加、第一波“银发潮”迈入中高龄阶段的双重压力。因此，应在这一窗口期内，全力推动银发经济快速发展，构筑起符合人口老龄化战略的产业基础。老年人口分布呈现空间不平衡。老龄人口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不仅是一种地域概念，也是一种身份体系概念。虽然城乡的制度藩篱逐渐被打破，但在老有所养上依然打上了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烙印。截至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818.89万，占比86.9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居全省第一。在“城市—镇—乡村”的三分法层面，城市老龄人口共有1377666，占所有老人比重的78％；镇老龄人口共有27852，占所有老人比重的2％，城市与镇老龄人口合计约占80％。乡村共有老龄人口361546，占所有老人比重的20％。这意味着我市老龄化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独立生活老人群体规模不小。全市涉及老龄人口的户，共有900798个。其中，一人户为23123个，多人户为877675个，占比分别为2.6％和97.4％。考虑到一人户主要是老人，以此推论，全市大约有23123个独居老人。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一人户为中高龄老人生活重要形态，特别集中于65岁以上年龄组，约占全部涉老一人户的80％。这些老人因没有与配偶共同生活而处于独居状态。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以无配偶的独居为主。通常来说，越到晚年越需要家庭的赡养照顾，但晚年也意味着更多的照护压力，对家庭照护的要求更高，而家庭却因种种原因会出现照护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养老悖论，即年龄越高，需要越大，照顾越难，支持越不足。从性别看，一人户数量的男女比例为41∶59，相对于男性，女性老人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强。老年人收入来源以制度性保障为主、家庭性支持为辅。收入状况与老有所养的质量息息相关。老人的养老制度性支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离退休金或养老金，二是最低生活保障金。大约74％的老人主要以离退休金或养老金为收入来源，大约3％的老人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性支持包括内容比较多，大约有12％的老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此外，大约7％的老人依靠劳动收入，4％的老人存在其他收入情况。至于财产性收入和失业保险金对养老的支持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从性别看，虽然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都以离退休金或养老金为主要收入来源，二者差别不大，但在“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上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劳动收入”中，男性老人数量相当于女性老人的3倍，而在“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上，女性老人又接近男性老人的3倍。老年人健康状态总体良好。健康是老有所养的最大威胁。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生理机能逐渐退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老年病，严重影响老人的主客观生活质量。从我市情况看，63％的老人属于“健康”状况，29％的人属于“基本健康”，两者合计占比高达92％。在剩下的8％的“不健康”的老人中，只有2％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范畴，需要额外照护。考虑到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为1767728，以此推算，大约有3.5万个老人属于“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状态。从性别看，女性老人“基本健康”优于男性。受女性老人存活率高于男性影响，“不健康，生活能自理”和“不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女性略多于男性。二、全市银发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阶段性特征银发经济是一种经济类型，表现为一系列的产业形态。根据最新制定的《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养老产业被分为养老照护服务、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老年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服务、养老金融服务、养老科技和智慧养老服务、养老公共管理、其他养老服务、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和租赁、养老设施建设共12个大类、51个中类和79个小类。不同测算指标与口径，对我市银发经济的规模影响较大。基于人口占比测算，2021年全市GDP总量为1.635万亿元，60岁以上人口182.46万（占比19.36％）；按照老年人口GDP占比低于人口占比2个百分点，老年人口GDP占比大概在17.36％左右。以此测算，2021年全市银发经济GDP规模约为2829亿元。基于消费能力测算，2021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854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19421元，假定全市老人的消费支出大致与全市平均消费水平一致，可以测算出全市城镇老人消费规模大概为503.89亿元，农村老人消费规模为70.34亿元，二者合计574.22亿元。基于市场规模占比测算显示，2020年全国GDP总量为101.36万亿元，全市为1.48万亿元（约占全国1.45％）。以此推算，2020年全市银发经济规模为783亿元；2025年老年用品规模在725亿元左右。鉴于目前银发经济尚无成熟、通用、权威的指标，本研究借助于天眼查系统，以“养老”为关键词，以各类市场主体为对象，分析与养老产业或银发经济相关联的市场主体情况。查询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10月31日，全市处于存续（在营、在业、开业）状态的涉老机构共有4819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产业与事业并重格局。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有2786家。事业型养老机构有两种类型，分别为直接的事业单位和间接的社会团体。其中，事业单位有75家，主要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劳动与社会保障所、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敬老院、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团体有1956家，主要包括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公益性养老院、各类涉老基金会、老年公益、养老康复中心、养老护理中心等。行业发展质态稳中有进。成立时间在1年以内的有733家，1—5年的有1361家，5—10年的有1708家，10—15年的有205家，15年以上的有176家。市场主体规模梯度较为合理。注册资本0—100万元主体为2650家，占全部主体63％；101—500万元主体为513家，占全部主体12％；501—1000万元主体为553家，占全部主体13％；1000万元以上主体为526家，占全部主体12％。产业分布相对集中。养老产业主要集中六大行业，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业1137家、租赁和商业服务业727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403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366家、批发和零售业308家、房地产业198家。养老设施与养老压力出现一定错配。养老设施的多少，仅仅意味着有多少设施可以用于养老；但是否会构成养老压力，还与所在地区的养老需求息息相关。如果养老设施的数量少但养老需求低的话，那么养老压力也不大；反之，如果养老设施少但养老需求大，那么就会构成养老压力。以街道为单位，以每个街道65岁以上人口占比除以每个街道养老设施数量，测度出各街道养老压力。研究发现，全市养老压力指数表现出区域不平衡性。主城区虽然老龄人口较多但养老压力一般，原因在于主城区拥有更多的养老设施。与之相比，郊区虽然老龄人口总数相对来说并不多但其养老压力指数相对较高，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养老设施相对不足。在此意义上，郊区的养老压力是一个隐而未现的社会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三、全市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全市保险、地产、机构、康养、工程改造、生产制造等相关行业近20家头部养老企业座谈与走访发现，在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市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强事业、弱产业”的不均衡格局明显。在保基本、兜底线的老有所养上，我市基本做到了应养尽养，确保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建立在政府持续购买服务基础上，是事业型驱动养老。围绕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已经形成了“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机构养老”的完整体系，基本实现养老样态全覆盖。但在养老产品的开发上，无论是智慧养老还是辅助器具，都呈现出明显滞后现象。在养老产业化方面，虽然银发经济涉及产业类型众多，但真正从事专业化、市场化的养老主体不多，不仅产品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在质量上与国际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头部养老企业数量有限。此外，头部企业的规模不大，如在我市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国悦颐养年营业收入仅在亿元左右，在院用户大约2000人，从业人员300人左右；中国银行市分行的养老金融营业额仅在3000万元左右。用地问题成为养老产业发展瓶颈。关于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的政策文件较多，如中央政府层面出台了《关于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的通知》《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等，但地方政府层面几乎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和标准，导致上位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2011—2015年）》规定，应将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人均养老设施用地不少于0.2平方米。然而，相关政策都只是指导性文件，而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