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内涵、价值及策略

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内涵、价值及策略2024/X/XX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物质富有程度越来越高，在物质财富丰盈的同时也带来效益至上、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青少年学生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下两种现象：其一，炫富、攀比、追求名牌，为购买奢侈品而不惜透支等消极消费现象沉渣泛起；其二，受经济压力和不良网络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学生耐挫力变差、情绪不稳定，出现抑郁的情况也逐步增加。针对这些现象，西方学者尝试从财富伦理的角度摆正道德与财富的关系。马克斯·韦伯、托马斯·莫兰等认为，只有把财富生产、分配、消费等行为赋予伦理的品质，财富才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马丁·塞利格曼强调增强积极的人生财富体验，用积极财富品质消除或抑制人性的消极方面。“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待财富是否有健康的心态，是这个社会能否发展，这个民族能否昌盛的精神底蕴”。这表明，需要对中国未来创业、创富的生力军——青少年学生进行积极财富品质培育。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育合格公民的需要。自然，这也是道德教育需要履行的重要任务。一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内涵意蕴与财富品质培育有关的概念，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予以界定，如“金钱教育”“消费教育”“财富教育”“理财教育”等。查阅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文献，发现这些概念的命名基本上都是采取发生学的研究思路，即“什么主体对教育对象进行什么教育，从而达到什么目的的教育”，主要涉及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及教育功能等要素。从教育主体看，消费教育的主体泛化为国家，难以具体落实；而财富教育注意到教师这一主体，但忽略了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从教育对象看，消费教育偏重全体国民，尽管它也包括青少年学生，但教育主体的宏观化也宣告了教育对象的虚空化。从教育内容看，金钱教育、理财教育偏重于实在的“钱”和“物”的教育，忽略“钱”“物”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消费教育与理财教育均是建立在已有财富的前提下，缺乏创造财富精神的培养，缺少对财富与人的品质的关系理解。结合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任务，需要对财富及财富品质的概念进行正确认识。有据可查的最早对财富概念进行界定的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色诺芬（公元前约430—354年），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比如马、羊、土地等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才是财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也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尽管两位先哲研究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别，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均把财富指向客观存在的“物”。作为“物”存在的财富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可以创造自己，也不可以对自己进行价值判断。这一切都有赖于占有、支配、消费的人。因此，它们自然成为人之个体以及集体存在、发展的手段和工具。由于财富的价值体现在“有用性”和“使用性”上，到了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财富的价值自然就归结到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上。因此，重商主义者就视贵金属（货币）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他们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在财富货币化的时代，个体或集体拥有的财富多少似乎是由金钱多少来衡量的，其实，金钱不过是一种商品交易的符号代码，拥有财富的本质仍是商品积累。因此，以魁奈（1694—1774年）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财富是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作为商品来看，农作物是货币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综合体。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农经济逐步被商品经济取代，获取财富的行为自然转变为对货币的占有、储备。作为欧美经济学奠基人物的亚当·斯密（1723—1790年），将财富概念既理解为财富本身的价值，也理解为使用价值，前一种指社会财富，后一种指物质财富。无论是哪一种财富，均离不开人的劳动，更离不开与财富相伴而生的道德。在他看来，财富与道德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而道德还是长子。因此，人们的任何财富行为一定是道德性的行为，财富背后隐藏着反映人之于财富、财富之于人的关系的财富品质。当今，财富概念的内涵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其外延在不断地扩大。199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财富概念就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具体到个人而言，财富泛化为一切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其一，各种能给人带来实际价值利益的有形或无形的资金、资产；其二，本身不具备实际价值，但通过某些方式的运作，可以产生实际价值的东西。前者是指所有者持有的食物、金钱、房子、车子、珠宝、新衣服等；后者是指所有者拥有的亲情、快乐、时间、苦难等。从以上财富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财富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拥有什么财富品质，就决定了其拥有财富的品格、价值、精神、灵魂。一般看来，一个人物质富有，不失为一种人生成就，而精神丰厚，则表现为对崇高人生的追求。作为一个社会对象化的人，获得公民资格以后，他的财富不仅要体现个体人“我”的意识，还要具有作为公民“我们”的意义，即让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共同的奋斗提供服务。因此，所谓的“积极财富品质培育”，指的是以家长和学校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者以人生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为终极目标，培养受教育者正确认识财富背后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学习主动创造财富、负责任地使用财富，形成正向、积极的道德品质。培养这种品质，既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对人才素质的需求，也满足了青少年学生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对这种品质的培育，不局限于一般的金钱和消费层面，而是从观念层面到行为层面，贯穿青少年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诸多领域，是全面、全程、全体、全方位的教育。教育主体也不局限于学校教师，而是学校、家庭、社会等。二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时代价值（一）积极财富品质培育是民族精神传承和创新的需要任何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和一定的精神实践方式以及这种精神实践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相关。因此，探究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时代价值，首先应该找到其存在的根据。其中，重要的根据就是积极财富品质形成的文化“基因”，即探究中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实践方式。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华民族在对待财富问题上，不像西方凭借概念、判断和推理去思考“什么东西是财富”“什么东西创造财富”“是什么促使财富增值”等问题，而是凭借“天人合一”智慧与“民胞物与”情怀去审视财富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财富观体系。所谓“仁”，就是仁德。“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即创造财富不是简单的物质追求，还要修养道德品质，坚守“修身”（修养人格气节），才可以“齐家”（发家致富），进而“治国、平天下”。秉持仁德的人会以自然、自身、社会的发展为目的，以生财为手段，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所谓“义”，就是行为正当，合乎规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即强调在创富之路上，必须做到“以义统利”，不能因个人私利而损害公义。所谓“礼”，既指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指传统风俗习惯。遵守礼法，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春秋说题辞》），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圆融。所谓“智”，不仅仅有“明是非”的含义，还有“辨善恶”的内涵。“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即智慧指向内在的德性修养，二者相辅相成。所谓“信”，就是诚实守信。“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即强调任何商业行为均要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总之，“仁义礼智信”是“财富”的内在品质，“财富”是内在德性品质的外在表现。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财富观超越了简单的物质意义，具有更丰富的人文精神价值。当今时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其生存和发展都是以占有物质财富为前提的。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将中华民族优秀的财富文化以及诗意审视世界的实践方式置之脑后，反而都把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把物质财富的占有作为首要价值，试图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这种狭隘地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往往会将人类推上不顾财富伦理的轨道，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时甚至会促使他们抛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认为“财富产生快乐和骄傲”“贫穷引起不快和谦卑”。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发现：“既认识个体并希求个体的单一性，又认识实体并希求实体的普遍性。由此，个人就获得两种权利：无论作为个别的人或作为实体性的人都是现实的。”青少年学生的个体生命发育史与民族文明发展史以及个人获得现实性的规律之间具有深刻历史感和巨大现实性的同质性逻辑。这表明，倘若引入积极财富品质培育的课题，预示着他们能够超越现时的狭隘的物质财富，尤其是个人享乐主义至上的消极财富观及消费行为的藩篱，成为一个具有民族文化品格的财富创造者和使用者，化狭窄的“我”的财富为“我们”的财富。（二）积极财富品质培育是青少年学生成为主体人的需要日本著名学者小原国芳认为：“教育的内容必须包含人类的全部文化，因此，教育必须是绝对的‘全人教育’。所说的‘全人教育’，是指完全人格亦即和谐人格而言。人在文化上欠缺了多少，作为人就残缺了多少。”他把财富教育视为“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真、善、美、圣”四种绝对价值的重要手段。青少年学生作为全人的存在，从时间维度看，他们是历史人、现实人、未来人整体融合的“完整人”；从空间维度看，他们又是物质人、精神人、灵魂人巧妙融合的“独特人”。除此以外，在学生的生活中，实际存在一个与成人世界不同的儿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学生是主人，他们自主地审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对自我进行自由、能动、自主的同化，即学生成为“主体人”。主体化的教育是人高级能动性的表现，因此，它才是真正的教育。如何促使学生从狭隘的“物质人”转化为“主体人”?近年来，美国出现的积极心理学主张对人类自身拥有的正向品质加以研究，利用人类自身存在着的积极的人格力量，比如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去抵御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生存危机所造成的精神疾病。胡润早在2003年进行中国财富榜排名时，就指出排名不是为了“炫富”，而是期待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吸取“富人”致富的精神品格。他特地提出“财富品质”的概念，通过分析100位中国内地富豪，提出成功的创业者有10项共同的品质：诚实守信、洞察与把握机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善于学习、刻苦勤奋、管理才能、意志执着、敏锐直觉和敢于冒险。受社会影响，在如何认知和解读财富这一问题上，部分青少年学生常常错误地将“财富”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财富”，并错误地认为不择手段地占有物质财富是致富的必然。这不仅导致青少年学生难以成为“完整人”，更难以成为“主体人”。他们全部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均指向了灰色的、错位的“物质人”。及早对青少年学生加强积极财富品质培育，他们就能够产生并保持积极的情绪，用健康的心态审视自然、社会、个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积极构筑自己的财富人生之路，从而更好地塑造“理想自我”的形象。具有积极财富品质的群体对社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能用平等、礼貌、宽容、利他的情怀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构建和谐的社区关系。（三）积极财富品质培育是青少年学生创新创业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但仍然存在创新人才短缺的问题。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二十大，中共中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创新素养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更设立专门章节，将该项工作提升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因此，切实加强和推进我国青少年学生积极财富品质培育工作也是适应教育发展和时代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更是加强青少年学生创新创业素养培养的需要。从本体论来讲，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相互关联之网，联系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积极财富品质不仅关联创新创业素养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以及管理评价，还概括了创新创业理念与创新能力、创新道德品质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方面的总特征。从认识论来讲，任何人凭借纯粹的创新创业能力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