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新质生产力冶所表达的国家方略及政策取向

—1—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报告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冶重要概念，指出整合科技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于。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盂。此后，我国各部门和地方以“新质生产力冶为中心概念进行学习探讨并部署相关工作，理论界和传媒界也迅速作出热烈反应。“新质生产力冶概念的形成，基于捕捉到了现实中极为重要的新现象、新问题、新动向，并以理论提炼的表述方式，指出了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须把握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新质生产力冶所表达的是对中国发展方略及政策取向的原则提示、核心观念和重大政策选择意愿，关系中国发展的大思路、大方向、大战略。一、国家方略核心取向：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新质生产力冶作为国家发展方略的核心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在发展历程中，其决定和影响因素极为丰富多样。人们只有在对复杂现象的观察中，捕捉到最重要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和因果关系，才能发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基本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认为，生—2—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对极为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观察中，抽象出最具决定性的现象关系，“生产力冶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这一历史观体现“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冶的唯物主义原则，一切经济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受生产力状况所决定，或制约。这是“一言以蔽之冶的真理性认识和理论性判断，并且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模式不仅高度多样化，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发展状况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力也不尽相同。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何为决定性核心因素？这不仅是历史发展漫长过程的核心因素，也是现阶段国家方略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根本性物质力量，是决定历史发展长程的核心因素。在社会发展的各具体历史时期，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有时表现得十分直接和显著，且关系清晰、易于理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往往表现得比较间接和迂回，关系复杂、较难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可能表现为生产关系变革及上层建筑革命，“辩证冶地成为一定时期发挥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能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发展局面，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此时，究竟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核心因素为何，则可能极为难以—3—判断，往往形成对国家发展方略的不同认知和政策主张，导致所谓“政治路线斗争冶。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信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基础理论上信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且在国家方略思维乃至政策选择上，有效体现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实践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一原理在具体实践中的把握多有“争论冶，甚至多次发生过违背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而出现“大折腾冶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次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冶，即摒弃各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论调和政策主张，而坚持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并且充分地体现在国家发展方略中，即使发生不测事件，也绝不动摇、义无反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就国家发展方略而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坚持生产力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取得的，并且体现为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历史证明，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才是最具真理性的国家方略取向，并据此确立了生产力第一性的政治原则。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基于对生产力性质的深刻理解，即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具有“元初冶性特质。中国作为由唯物史观指引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方略“初心冶萌生于生产力的元初本性。生产力—4—之于人类发展，如同生命细胞之于生命体繁衍，也如同商品二重性之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其朴素的元初基因，孕育着成长的无限张力。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力具有吸纳新生因素的包容之力，可以聚集鲜活的科技之力。人类在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自x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活跃、积极、革命秉性，集中体现于科技之力的深度融入，彰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冶的特征，进而使生产力的新质态充分呈现新兴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彻底改观了人类发展的“生产力－新科技冶交融态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冶非马克思原话，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史观理论的概括性表达。“新质生产力冶概念的提出，实质上就是将国家发展的方略核心，定位于“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冶的实践方向，而“生产力第一冶和“第一生产力冶则成为经济发展叙事的重要原理和机理逻辑。一方面，我们用哲学语言表达，在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体中，突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体中，突出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突出科技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坚信，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冶，是生产力发挥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科学技术具有第一位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生产力的活跃、积极和革命性特质，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底层逻辑。国家方略核心取向决定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战略选择。我们如果能抓住—5—“牛鼻子冶，就可牵动其全身；同时，只有认定新兴科技和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最基本特质，并据此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优先选择的国家方略取向，才能观念上“正本清源冶，就可以在政治上不争论、不折腾、不偏航，使中国持续走在方向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上。二、政策选择取向：凝心聚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中国以“聚焦生产力，发力新科技冶作为国家发展方略核心，不仅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方略意愿。这表明，中国在和平发展时期，必须始终聚精会神谋求经济发展，一心一意追寻高质量方向，体现了全民族和全体人民最大的利益诉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冶的政治原则和政策选择取向不仅深入人心，广受拥护，而且也符合亿万百姓心愿，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渴望。中国进入新型工业化时代，党中央作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判断，并进行一系列政策安排，一心谋发展，聚意高质量，是众望所归的人民意愿，也是国家选择发展模式的政策取向，更是亿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以经济高质量为目标，而且以高质量发展来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应对各种复杂矛盾的挑战，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家方略意愿和政策选择依据。经济发展成效是政府政策的首要目标和评价得失的优先标准，归根到底是广大百姓最大可能地获得最大切身利益的国家方略政策取向。—6—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临国内国际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和压力。在此复杂形势中，我们能否排除各种干扰和歧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折腾，不散心，聚精会神拼经济谋发展，则是严峻考验和政策选择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冶，表明党中央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充分信心和坚定意志，发展方向了然于心，向好预期胸有成竹，是对增强信心和改善预期的激励。中国凝心聚力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信心和预期，国家政策选择的关切取向和着力环节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关切和着力供给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冶范式，特别是对于宏观经济态势，主要关注需求，即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基于此经济学范式思维，主张着力于需求扩张环节，对当前经济形势就会感觉方向迷茫，也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新质生产力冶思维着眼于供给侧，国家就可以从增强供给侧能力和效率的环节，提出各种应对政策举措。二是关切和着力长期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冶范式，主要关注短期均衡和短期经济目标的政策调节，对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设立和实现，缺乏有效分析方法。“新质生产力冶思维主要着眼于国家中长期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力图对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出设想和战略意向，以及据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安排，包括市场经济规则建构和发挥体制优势（例如新型举国体制）的改革举措等。—7—三是关切和着力创新性。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传统主流经济学所关切的企业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冶和所谓“破坏性创造冶。“新质生产力冶思维着眼于国家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与传统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创新相比，“新质生产力冶所提示的产业创新更具革命性，特别是假设基于重大科技创新的未来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四是关切和着力开新局。基于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长期性和创新性的重点关切，“新质生产力冶更倾向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切，其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大程度表现对开拓新局面的期望、规划和制度安排。因此，“新质生产力冶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可以形成前瞻性战略规划，以体现国家发展方略取向的领域选择和实施构想。从而使政策关切和政策着力都可以落到实处，表现为重大产业的可行政策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未来产业进行勾画和布局，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进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未来高端装备冶发展的十个方面，包括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高端文旅装备、先进高效航空装备、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等。政府的政策规划或选项导引，不是行政性计划安排，而是体现国家方略的政—8—策选择取向，并据此而以“干实事冶的创新行为，表明“新质生产力冶发展的实践可为、政策可行、成效可期。三、人才政策取向：激励新创，重在担当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的行为，“新质生产力冶所提示的高度科技创新的生产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备和人才持续供应。“新质生产力冶是高素质人才所推动的以科技创新、新兴科技和高新产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而高素质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和主动性组织力量。与数千年人类发展相区别的是，工业化历来具有“机器替代人冶参与生产过程的基本性质，“新质生产力冶所提示的未来产业具有更大规模的“机器替代人冶的性质，而且是“智能机器人赋能替代人冶的新型工业化。因此，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冶确有排挤就业的特征，使传统的重复性工作岗位减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冶体现的新型工业化技术结构，又必然具有形成新型就业结构的趋向，对人才就业提出更高素质要求。当今社会，由于科技创新加速，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出现和增加，很可能超过人力资源培育的通常周期，所以以“干中学冶“自成才冶为特征的适应性就业岗位和工作方式，又会成为许多新创就业岗位的人才成长路径。由此，人才就业结构可能出现“岗位缺人冶和“人缺岗位冶并存现象，这其间，重复类工作的就业需求减少，新创类工作的就业需求增加。人才结构与技术结构的非充分匹配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冶所提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9—新常态，而且科技创新性越强，技术迭代越快，这样的现象愈加突出。人才队伍，特别是重要责任岗位人才，对于科技创新担当岗位配置不均衡性风险，是“新质生产力冶就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的就业结构，可以产生新型人才成长的激励效应，即努力以新的工作能力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干好从未有人干过的工作，或就职于未曾设立过的岗位，就业不是“交接班冶，而是“适新岗冶。这意味着，首任性岗位和新创性就业，就成为“新质生产力冶人才就业岗位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国家人才政策取向就应更具重在责任担当的特征，担当性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