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1/472024年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目录1.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22.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73.如何增强xx经济发展韧性124.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175.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196.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267.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288.全方位保障绿色低碳发展319.高校经管人才协同育人模式创新3510.正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4011.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4512.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49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形式。化中国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中国化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分作四个阶段，展现为四次历史性变化。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是这一时期的序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及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经济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3/47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的发展模式；接着，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砥砺奋进、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均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等，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第三，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发展，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探索，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以及在主导性理论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经济思想被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境界。2020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的阐释，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意蕴。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五千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晶，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第一个维度是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也是在曲折中谋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在中华文明处于危亡之中兴起的，它改变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引领中华经济文明再次崛兴的指导思想，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中来审视。第二个维度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5/47程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对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方面作出了探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第三个维度是在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凸显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度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值得深入研究。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让全球供应链遭遇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受阻。然而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及数字贸易，使全球得以建立起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使各类经济体得以广泛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使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数字贸易以其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受阻2018年以来，美国以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名，升级贸易摩擦，先后对中国中兴、华为等高新企业实施精准打击，全球供应链面临供应中断、技术中断、合作中断等风险。中美贸易摩擦人为增加了供应链成本，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行，使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转移、扭曲、破坏甚至直接面临断裂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纷纷关闭国门，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世界各国同时遭遇全球需求萎缩和全球供应中断。全球生产链、产业链及供应链等的突然断裂，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数字贸易具有新发展动能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平台为交易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为实体贸易货物、数字化产品及服务提供电子化信息数据交互，通过贸易合作机制，改善贸易结构和提升贸易效率，并实现智能化发展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数字贸易是对传统贸易形式的拓展、延伸、迭代，具有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第一，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运用，产生高效率、低成本的复合技术，打破了资源成本的限制。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进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变革，新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降低数据的获取、分析、7/47存储和利用的成本，数字贸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二，交易方式的变革。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采用链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在多重贸易主体的参与下，转向网络平台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交易对象，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含数字产品贸易，还包括数字服务。交易方式日新月异，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成为数字贸易交易与谈判的争议焦点。第三，组织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发展，依托于数据间的无限关联性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数字化，借助竞争合作互赢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将加快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进程。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供应链数字贸易通过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手段，为贸易摩擦与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贸易合作方式，数字技术下的商品贸易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消费体验，使全球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更为便捷。数字化知识与信息可成为重要交易对象，产品、服务与企业管理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以保障全球跨境商品贸易流通与产业供应链的生产信息的精准对接，实现全球公共贸易信息服务共建共享、联合运营，从治理模式、运行效率等方面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缩减供应链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供应链风险。一是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效率。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制造商、中间商及销售终端随着链条层级的增加，供应链运行效率下降。然而，数字贸易通过全球范围内共享贸易信息，对供需匹配关系进行重构，打通了供应链的供需与信息交互。制造端，通过提高产品信息监测与应用能力，促进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销售端，通过对交易的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建设，解决了销售过程中的信任、质量控制及价格评估等关键问题；在供应方面，加快了仓储、物流和金融的数字化升级，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精准匹配和对接。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与贸易开展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新型供需关系、协作关系和合作共赢关系，提升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效率。二是数字贸易缩减全球供应链成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贸易平台能对全球采购、生产体系、支付体系、跨境物流体系、信息管理体系、全球运营服务等进行有效渗透和生态化整合，使全球供应链参与者的搜集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交易过程的全程跟踪、监督、顾客评价及售后服务也变得更加高效、快捷和透明，供应链的运行、组织和协调成本显著降低。在数字贸易框架下，供应链结构更趋扁平化，供需双方的贸易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数字贸易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企业，带来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稳定的多源开源供给有助于进一步缩减全球供应链的其他成本。三是数字贸易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数字技术使全球得以建立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体系，使得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在全球9/47供应链运营过程中，电子数据交换及数字化信息与产品的传输和跨境流动，为合作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平台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共同管控中断风险。数字贸易下，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提高，高效交换的离散数据以及高速信息处理能力，可整合企业贸易信息数据库，为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缓释传导路径。在区域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之间各类交易可实现高效配对，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数字贸易平台促进多流合一的全球供应链生态协同，实现全球供应体系的强稳定性，提供创新化生态的风险缓释路径。数字贸易下，供应链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得到提升。四是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供应链治理模式。数字贸易重构新型全球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下，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并从其产生开始就具备全球生产和消费属性，将推动数字产品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诞生。更多的产品种类、更大的服务范围、更便捷的供给方式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中来，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不断扩张贸易边界，拓宽新兴贸易领域，并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倒逼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为全球供应链转型发展提供保障。世界范围内尽管还没有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