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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家杨绛13级英语1班马玥导读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据说,朋友的友情往往建立在互相误解的基础上。恋爱大概也是如此。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杨绛生平简介-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1911年7月17日-),原名杨季康,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丈夫钱锺书是著名文学研究家和作家。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入读北京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并认识钱锺书。二人结成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瑗(1937-1997)。1966年文革开始后,杨绛也如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和打压。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外圆内方的才女“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郑土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但是书稿未完全翻译就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才总算逃过文革劫难。“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杨绛与《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这年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杨绛与《堂吉诃德》《〈唐吉诃德〉译余琐掇》里提到一件“焦黄脸儿”的趣事,大意是说,杨先生知道《唐吉诃德》中某人的绰号是“焦黄脸儿”,但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后来在西班牙访问时,才从导游那里知道,《唐吉诃德》提到的那个人混有吉卜赛人的血,因此面色焦黄,绰号“焦黄脸儿”。其他优秀译作爱女丈夫相继离世,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别人眼中的翻译家杨绛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朱光潜先生说:“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董衡巽(音同迅)说“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她也许还是中国中英文第一人钱锺书的最成功的学生。杨绛先生论翻译杨先生对待翻译的态度是明确的,既反对随意增减、扭曲的“意译”,也反对生搬硬套的“死译”、“硬译”或“直译”。对于“意译”,杨先生说:“如果译者把原著的意思用自己的话来说,那不是翻译,是解释,是译意。我认为翻译没有这点自由。”对于“死译”、“硬译”或“直译”,杨先生同样是不赞同的。因为对西班牙语、英语等与汉语距离较远的语言来说,原文和译文“在文字上贴得愈近,那么,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原意不达,就是不信。”杨先生说,“翻译就像是走钢丝,既要沿着钢丝的路线行走,又拥有一些“容许运用技巧不左右倾跌的自由”。有的译者只读懂了原文的含义,而没有理解原文背后的感情色彩,就直接用汉语把意思表达出来,结果,原文中的反讽语气到译文中就不见了踪影,原文中的刻意强调到译文中就变成了平铺直叙;还有的译者看到原作者某些偏激的观点(如旁敲侧击地嘲讽某个平台或某种语言)与自己的观点不符,就让译文站在中肯的立场上说话,还自以为这样的改动是在帮读者剔除“毒草”;另一些译者看到原文的内容多为艰深的理论,晦涩难懂,就把译文改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省略了繁难的名词术语,并自诩为处处为读者着想……翻译的技巧————杨绛(2002)翻译包括以下几道工序:1、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2、把原文的一句句连缀成章3、洗练全文4、选择最适当的字5、注释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唐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自”(Lemot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目标。她与钱钟书的爱情一直流传为一段佳话。沧桑岁月里,他们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有多少艰难困苦,他们都携手走过,风雨同舟。人生倥偬,拥有过便是幸福。纵然走到了人生的边上,杨绛依然不卑不亢地生活着。百年的时光铸就了中国文坛的一个佳话,也铸就了浩瀚历史中一段不朽的传奇。——END
本文标题:关于翻译家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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