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一个生产率视角

1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一个生产率视角郑京海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挪威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经济学部通信地址：Box640,S-40530,Göteborg,Sweden电子邮件：[e-mail]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ARNEBIGSTEN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致谢我们感谢2006年11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SSE-LSE-CCER）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年会的参与者，尤其是PatrikGustavsson-Tingvall和LindaYueh，他们提出了有益的评论。我们还得益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它一些中国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学术研讨会。我们非常感谢来自西瑞典经济研究基金会（StiftelsenförekonomiskforskningiVästsverige）的资助。我们感谢LennartHjalmarsson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还要感谢高宇宁、张庆丰、和魏星的研究助理工作。我们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人提供的建设性的评论和有价值的建议。2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一个生产率视角摘要：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方法产生了持续的高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为这种增长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获得的。我们对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进行研究，发现改革的措施往往导致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一次性的水平效应。中国现在需要调整其改革方案以促进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市场与所有制的改革，以及开放政策，改善了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但加强建设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更为深入的制度改革。关键词：增长核算，全要素生产率，可持续增长CanChina’sGrowthbeSustained?AProductivityPerspectiveJINGHAIZHENGDepartmentofEconomics,SchoolofBusiness,EconomicsandLaw,GöteborgUniversityDepartment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orwegian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ANGANGHUCenterforChinaStudies,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ARNEBIGSTENDepartmentofEconomics,SchoolofBusiness,EconomicsandLaw,GöteborgUniversityAbstract:China’sgradualapproachtoeconomictransitionhasresultedinsustainedhighgrowth.However,inrecentyearsChineseeconomistshaveincreasinglyreferredtothegrowthpatternas“extensive”,generatedmainlythroughtheexpansionofinputs.OurinvestigationoftheChineseeconomyduringthereformperiodfindsthatreformmeasuresoftenresultedinone-timeleveleffectsonTFP.Chinanowneedstoadjustitsreformprogramtowardssustainedincreasesinproductivity.Marketandownershipreforms,andopendoorpolicieshaveimprovedthesituationunderwhichChinesefirmsoperate,butfurtherinstitutionalreformsarerequiredtoconsolidateChina’smovetoafull-fledgedmarketeconomy.Keywords:GrowthAccounting,TotalFactorProductivity,SustainableGrowthJEL分类号：O47，O53，D243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DwightPerkins(1988)一引言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自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八倍。但中国采用的小步渐进式改革策略，使得市场还没有渗透到整个经济。产权及其相关的制度离教科书上的经典模型相去甚远。然而，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形一样，中国改革策略的关键内容一直是教育，高储蓄率，以及出口导向。对于当前战略的一个备受争议之处就是试图保持本币低估以促进出口。尽管中国特殊的经济转型策略在促进经济的飞速增长上取得了成功，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却日益担心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Wu，2006），“粗放型”这一术语过去常被用来描述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增长。它的主要特征是增长主要由投入的扩张而产生，仅有少量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Ofer，1987）。从197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早期，与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可比较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增长更多的源于生产率的增长，较少的依赖于资本的增长。然而，其后的资本投入增长经常显著地超过了GDP的增长。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持续减速（Zheng和Hu，2006）。这种局面也许是因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靠一次性的剧烈的政策改进驱动的。但政策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来暂时的影响国家的增长，而不会长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中国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制度处于最优，而是因为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的制度改进是如此之多。如果中国不继续改革，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会放缓（Klenow，2001）。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一直有两个方面令人非常担忧。宏观层面上，增长一直主要是投资驱动的，引发了经济中的一系列不平衡。诸多宏观调控措施被采用，以抑制经济由快速发展变成过热。在微观层面上，许多公司的财务业绩很差，效率低，缺乏技术革新。越来越多的文献致力于解释这种发展模式，讨论粗放型的增长是否可以持续，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什么。在本文中，我们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一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涉及到这一点，但仍有待全面彻底的讨论。１尽管储蓄与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Lewis，1954），越来越多的研究却表明：即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被考虑进来，全要素生产率（TFP）仍然构成了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的跨国差异的主要部分（Easterly和Levine，2001）。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物4质资本和无形资本不能解释今日各国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储蓄率也仅有有限的重要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理解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必须有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模型（Prescott，1998）。应该有更多的努力投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建模与测算（Easterly和Levine，2001），许多人论证说TFP应该成为增长研究的焦点（Klenow，2001）。2在下一节中我们通过将增长分解为要素积累与TFP的增长来刻画中国的增长模式，并综述有关中国TFP增长的文献。在第3节中，我们考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并分析了中国高积累率的决定因素。在第4节中，我们评价了资本是否被有效率的配置与利用。在第5节中，我们总结了从生产率视角研究中国增长模式所得出的结论，并讨论了改进要素配置、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政策层面的挑战。第六节总结全文。二197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模式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轮重要的改革。第一轮改革是由集体耕作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Wen，1993）。3第二轮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延续到1990年代早期，在此期间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与工人逐渐获得了提高效率的更大的激励。乡镇企业的繁荣，有助于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Goodhart和Xu，1996）。第三轮改革开始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许多国有与集体企业被私有化，外国直接投资（FDI）涌入，出口加速。中国在1978年到1985年间的增长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依赖于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其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的可比较发展阶段，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增长较少的依赖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增长（WorldBank，1997）。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资本的增长经常显著地超过GDP的增长，但中国的GDP增长却比资本的增长快，这表明有某些资本积累之外的因素是改革初期GDP增长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4据一些经验研究估计，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在1978-95年间的增长的30-58%（WorldBank，1997；Maddison，1998）。Hu和Khan（1997）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平均3.9%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初期超过40%的增长。然而，Krugman（1994）指出，由于数据质量极差，解释中国的增长是困难的。Young（2003）也通过研究非农业的生产率来质疑中国在经济改革期间的增长。在对官方数据进行调整后，他发现了和其他快速增长的经济早先经历的相似的增长。在考虑了劳动力的增长（主要是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劳动从农业部门的外移，以及教育水平的上升后，他发现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6%5的速度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尽管对中国改革时期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有所不同，它背后的一些因素却是可以被识别出来的。第一，从197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早期的农业改革的成功，导致了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快速的上升（图1）。第二，工业改革给予了私人企业，经理和工人更多的提升效率的激励；尤其是乡镇企业，取得了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例如：Zheng，Liu，和Bigsten，1998；Goodhart和Xu，1990；Woo等，1994）。表1比较了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TFP的增长。第三，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以及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技术鸿沟的缩减，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然而，这些因素中有一部分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仅仅具有一次性的水平性的作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在1983年左右显著减速，工业生产率在1993-96年间甚至出现了下降。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会与过去已有的水平不相称（Maddison1998，Liu2000，Heytens和Zebregs2003），除非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图1在此表1在此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见到的，虽然直到1990年代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令人满意的，2000年前后，生产率增长减缓的报告却开始出现。Jefferson等人（2000）研究了1980-96年间的工业生产率，发现了生产率的长期增长，但同时发现1990年代的增长率是递减的。Zhang（2002）也发现了1993-98年间总体经济的下滑趋势，注意到在给定的投资增长下，保持GDP的增长日益艰难。Zheng和Hu（2006）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1995-2001年间出现了剧烈下降，仅占GDP增长的7.8%。与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年之前每年上升3.2-4.5%相比，1995年后TFP每年仅增长0.6-2.8%。OECD（2005）估计，1978-2003年间全要素生产率以平均3.7%的速度增长，但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增长率下滑至2.8%（Economist，2005）。这被认为是由于1993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降低。如果将1978-2005年这一时期划分为1978-95年和1995-2005年这两个子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总体下降就可以被清楚的观察到。在第二个时期，资本的平均增长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