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转型

1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转型任保平钞小静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摘要：影响经济发展结果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转型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形成社会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节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和治理机制。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对我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得出体现我国经济转型的市场化率、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经济转型全要素生产率一、引言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十分富裕，而有些国家却非常贫困？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经济体如何实现产出的持续增长？穷国怎样快速地转变为富国？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内生增长理论，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奠定了很多呈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成分。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弗兰克·拉姆齐1928年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之后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7）、索洛（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推进了经济增长在理论方面的进展，此外还有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相应的定量分析和检验。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要素分析来阐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大多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都集中于狭义经济变量的决定上，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普遍的一种看法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也是一1作者简介：任保平（1968—），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钞小静（1982—），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博士研究生。2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研究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决定问题上。我国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以年均近10%的高速度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中国经济依然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过调整之后的GDP增长率达到10.2%。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结果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经济增长的质量。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我国的改革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第30个年头，在认真总结数量经济增长所取得的经验和积累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我们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殊因素，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果有，这种相关关系的方向又是如何呢？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经济转型视角来阐释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并在我国1978-2004年间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问题。相应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提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对关于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从经济转型视角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进行理论解释；第四部分对我国1978年-2004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与测度，并对我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简要结论。二、相关文献评述总体而言，现有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它并不像对于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数量问题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基本模型，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正是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的难点所在。由于理论基础的欠缺，所以国际上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实证层面上进行的，主要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决定问题。钱纳里、鲁宾逊、费德等人（1989）从统计意义上验证了部分经济增长质量因素对经济增长数量的作用问题，他们通过在新古典公式中加入若干结构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其研究并没有包括全部因素，从而不可能全面估算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PathaDasgupta（2002）从经济增长结果层面上探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问题，他认为测度经济增长结果最常用的两个指标GNP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有其缺点，很难测3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指标即人均财富，它不仅包括普通的物质资本，还包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用这个指标衡量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得到一个令人诧异的结论，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率很高，但是人均财富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与人均财富的增长率基本吻合。RobertJ.Barro（2002）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健康水平、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政治体制、犯罪行为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存在密切关系。通过经验验证得出：经济增长总会伴随有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往往伴随着民主政治的扩大、法律规则维护的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的减少；收入不公平略微的改善可以被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所解释；用谋杀率来代替的犯罪率与发展水平相关性不大，但是其与收入不公平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明显伴随有去教堂人数的减少和宗教信仰程度的降低，但是在经济增长其他指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一定与教育有关。国内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来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学者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上考察经济增长的绩效问题（沈坤荣，1998；王利、张炳发、初凤荣，1999）。沈利生、王恒（2006）认为增加值率是一个经济体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在利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中间投入贡献系数”进行测算后，得出新增加中间投入品的贡献系数下降是造成总体中间投入贡献系数进而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由于他们仅从单一的指标入手，而没有全面考虑经济增长质量的各种反映指标，使得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联系被忽略。有学者提出了对经济增长质量评估的基本思路（杨长友，2000），有学者建立了具体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单晓娅、陈森良，2001；樊元、杨立勋，2002；李变花，2004）。还有学者在建立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的基础之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估（李岳平，2001；彭德芬，2002）。此外，刘海英、赵英才、张纯洪（2004）实证分析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以技术进步为依托的经济增长不仅是高质量的，而且是可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高质量经济增长循环的基点。人力资本由知识、技能的累积构成，知识、技能在经济系统内的分配状态体现了人力资本的“均化”水平。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量化了人力资本“均化”指标，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上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此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而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层面进行的，仅停留在统计意义上测度的研究不够深入，而通过跨国数据来阐述经济增4长质量决定问题所得的结论可能与我国具体的国情不相符。我国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问题上，而且主要是从统计意义上进行的，缺乏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支撑。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经济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并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目前买方市场的形成、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恶化、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日益严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成为了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的研究视角是：从我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入手，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来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作用进行评价和判断，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三、经济增长质量：一种经济转型视角的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质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问题，是指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而实现的一种有效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上，不断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不是依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1957年的论文《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中，否定了传统增长理论提出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新观点。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学家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因素时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索洛的著作中，他用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他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有12.5%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而87.5%的增长剩余都应归因于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学家丹尼森通过研究也发现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进一步内生化，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在短期内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真正源泉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对诸如原材料以及对能源、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度降低，更加强调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转型具有层次性,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三是现代化的转型，即由不发达经济转向现代化经济。经济转型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使制度正确”，形成社会5制度结构中的关键变量——社会激励结构。按照诺斯的理解，“使制度正确”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确定“游戏规则”，“设计形成人们互动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指节约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和治理机制。总体来说，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制度基础。具体表现在：1、经济转型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新的激励结构，使经济增长的成本与收益相联系，从而实现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相等。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可以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新的激励结构,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中能够节约和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很高，而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则缺乏积极性？为什么同样一个企业或厂商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经营时非常注重采取各种措施防治环境污染，而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办厂时却对自身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熟视无睹、甚至肆无忌惮呢？原因就在于是否能够提供有效激励制度。经济转型所形成的新制度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所提供的有效的激励，就是使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为促进经济增长付出努力所得到的个人收益，接近于或至少正比例于社会从这种努力中获得的社会收益，即实现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