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英雄文化不同在哪里？

中外英雄文化不同在哪里？英雄，历史或是传说中永不湮灭的名字。每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孕育出属于自己民族的个性鲜明，所向披靡的英雄。他们是战士，是将领，是剑客，是勇者，勇猛而坚韧，强悍有力。和西方一样，中国的英雄文化也诞生于混沌时期，盘古开天、夸父追日、三皇五帝的传说，都饱含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从诗歌到戏剧，从说唱到小说，无数个英雄的时代和时代的英雄，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名词。不过，由于滋生的文化土壤不同，中外英雄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内力二字是中国人的创造，有时我们称它为意或是气。这是一种形象化的精神力量，有刚猛的，有飘逸的，有强横的，有阴柔的，代表着不同人的性格，以及各异的人格力量。内力给了人们一个寄托，就是我们精神上的修行能给予我们一种切实的力量，让我们强大，或是说让精神修为出众的人真正的强大，因为现实中贤哲往往只能隐逸，诗家更是柔弱的。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气质高雅，举止有度，家学渊源，潇洒不羁，身怀绝世武功，仗剑天涯，疾恶如仇，好不平之事。在西方的英雄文化中，往往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从希腊的悲剧中初见端倪。即使他们以失败告终以悲剧收场，仍泯灭不了他们的大气磅礴的精神。英雄则会通过自身不懈的抗争，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宿命，如希腊史诗中始终无法摆脱弑父娶母预言的俄狄浦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和英格兰中世纪徘徊于上流社会和林莽间，不断挑战自身命运的罗宾汉等。而在中国，或许儒家思想所谓“忠恕”之道根深蒂固，中国人无法摆脱道德的束缚和灵魂的禁闭。他们不敢去违背甚至去反抗权威的君主，往往甘于忍受压抑自己。只有到了乱世，”天子“祸国殃民，终于有人揭竿而起，群起拥护。所谓时势造英雄，为了不被世人指责与唾骂，中国人往往制造各种信息以表示自己的合法性，或者是顺应天意。陈胜吴广不就是以纸置于鱼腹中才得到众人的拥护吗？因此他们“奉天”行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水浒英雄造反也只能反贪官，不能反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天意的代表。同样是宿命论，西方英雄文化的宿命里饱含着对命运的不屈；中国的英雄文化却富于一种东方特有的对命运的妥协和变通。中国的英雄往往是集体的，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却将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正是他们的忘我与无私精神广受古今世人的赞扬与膜拜。西方英雄是绝对个人中心的，他们虽然也讲义气、重朋友，却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不顾可能的后果，出于个人欲望强拐海伦。这个在西方人心目中无损英雄形象的小节，却是东方英雄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为一己之私，别说谈不上英雄，更为世人所鄙夷。英雄所作之事必然以理性出发，也必然是以大局为重，绝不会有个人色彩。其实，现在看来未免偏颇，这限制了个人自由。或许这是作为英雄的悲哀。但是，我们无能为力。只要你是英雄救无法像凡人一样拥有自由，也不能够随心所欲。至少在中国如此。在东方，英雄意味着比常人更严格地恪守道德规范，他们还必须属于集体——或者加入，或者自己创立一个。所以桀骜不驯的孙悟空先是做了唐僧的门徒，然后被收入“西天”编制；而打虎的武松、率性的李逵，也必须乖乖跟着宋江上了梁山。英雄文化共同的特点是善恶分明，但在西方，所谓“恶”的标准是有限制的，他们或是恶龙、巨人之类的怪物，或是极端残暴者以及异教徒，而两个君主间的争斗并不被当作善恶之争，人们往往把争斗双方的英雄一同讴歌，哪怕其中一方是自己的敌人。事实上这是文人们对民众英雄观的迎合和妥协：对西方人而言，英雄是个性的，即使敌人的英雄行为也应该歌颂。在中国则完全不同，贯穿历史的始终有”正统“思想，在《三国演义》中表象的更为鲜明。其实在我们看来，刘备整天哭哭啼啼，以眼泪来博得赵子龙诸葛亮的誓死衷心，我们看不到他的多么勇猛多么满腹韬略。相反曹操却是实打实的自己打天下，自己上战场，并且也有治国风范。然而刘备却被始终尊为英雄，而曹操只不过算得上是枭雄。即使他有英雄的雄才大略，有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只能落得个异端的下场。中国文化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敌人就是敌人，说到底，这是中国大一统文化和西方领主经济的差异所带来的。西方英雄文化中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和追求。骑士精神也能够很好地表现这一点。他们能够为了心中理想的女子甘心付出一切，并且无怨无悔。中国英雄文化中的女性就没那么好命了，运气好的，如同被赵匡胤送回家的京娘，同行千里，却连半句亲昵的话都没有；运气不好的会像貂蝉那样，逃不脱被关羽月下斩断影子而香消玉殒的命运，甚至变成水浒英雄复仇尖刀下的鱼肉。《荷马史诗》里特洛伊城因为王子劫来海伦而被围，仗打到第十年，海伦上城墙劳军，目睹她美貌的特洛伊将士欢呼“为她再打十年也值”。特洛伊城陷落后，海伦仍回到故国，继续做她的王后，倘是在中国的英雄文化里，她早就被贬作祸水、永不超生了。英雄文化是浪漫的、夸张的，但同样也是现实的影子。它们在中国和西方的影子有如此差异，正是两地间历史、社会人文差异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