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第十一章-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

中国审美文化史制作日期：2008年2月18日制作者：许丙泉(新闻传播学院）第十一章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盛唐都是一个令人神往而又不可企及的高峰。政治制度渐渐巩固，三教并立的多元意识形态渐渐形成，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大充盈，周边的邻邦小国纷纷服膺。于是，一个比“贞观之治”更为富足、美满、和谐、充裕的“开元之治”出现了。“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这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之年！审美文化也日趋繁盛，于是，一种蓬勃的、向上的、自由的、豪放的、兼收并蓄而又雍容典雅的审美思潮一浪高过一浪。透过盛世之巅的繁荣景象，我们也可以发现那正在酝酿的危机。均田法逐步遭到了破坏，开始向两税法过渡。外戚势力迅速膨胀，杨国忠独揽大权，安禄山则招兵买马，对皇位虎视耽耽。终于酿成了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尽管“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社会的转折，但由于信念未泯、真气犹在，因此审美文化的创造反倒因时代的激变而摩擦出耀眼的光芒。于是，在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皇帝所统治的70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雍容典雅的盛唐，一个色彩斑斓的盛唐，而且看到了一个临危不乱、沉郁雄强的盛唐。在审美文化领域里，尤以雕塑、陶瓷、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歌、辞赋的成就最为突出。第十一章恢弘壮阔的盛唐气象一、“遥看八会所，真气晓氤氲”：雕塑二、“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乐舞三、“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诗歌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书法第一节、“遥看八会所，真气晓氤氲”：雕塑1、乐山大佛如果龙门石窟高17米的大卢舍那佛是初唐精神的代表，那么乐山栖峦峰高71米的大佛便是盛唐情怀的典范了。13乐山大佛2、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中叶，到了隋唐时代步入了它的峰巅。西北荒凉的戈壁滩上，竟会出现如此之多、如此之美的雕塑和壁画，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绝非偶然。政治上，杨隋和李唐王朝原本起家于陇右地区，因而都把河西当做“国之心腹”；经济上，汉、晋以来这里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过往客商互通有无的场所；文化上，这里则是佛教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是各路僧侣讲经说法的地方；自然条件上，当时的敦煌还没有被沙漠侵袭，相对干燥的气候有利于佛像和壁画的保存。正是在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下，敦煌才不仅有了莫高窟的盛誉，而且成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莫高窟至今尚存洞窟492个，其中仅隋、唐两代就有247个，且精品居多。从佛像的规模来看，由初唐至盛唐，似有越造越大、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第130窟的南大像，该像仅头部就高达7米，且线条果敢、气宇轩昂，并借助庙宇中的仰视效果显示其威严和气度，实为室内艺术中的庞然巨塑。盛唐的雕塑不仅气势宏大，而且造型典雅。此时的写实尚没有落入完全世俗化的状态，而是处在由信仰向写实相过渡的那一千载难逢的转折点上，故能恰到好处地在世俗的肉体中保存了神性的尊严，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大佛像头部第130窟盛唐盛唐的佛像不仅多，而且好，其中最具美学价值的应属第54窟西龛的系列塑像。从现存的七身塑像来看，其布局在对称中寻求变化。每座塑像都体态匀称、面容静穆，尤其是左右两尊菩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莫高54窟菩萨(局部)从服饰上看，菩萨高髻束冠，颈佩璎珞，花团锦簇的披巾斜贯前胸，令冰清玉润的肌肤随呼吸而微微起伏，让轻柔稀疏的衣纹如音乐而随风飘荡，体现了盛唐艺术“人物丰腴，肌胜于骨”的造型特点。从体态上看，菩萨身体微斜，重心略偏，使头、胸、胯三部分在空间中构成“一波三折”的扭动关系，显得妩媚动人、婀娜多姿。从表情上看，菩萨双眸微启，笑口半开，既温婉柔媚，又含蓄大方，使人远之而不忍离去，近之而不敢不恭。莫高窟壁画的美学价值丝毫也不逊于塑像。据统计，该窟共有彩塑2000余身，壁画则多达45000平方米。莫高103窟《维摩诘像》在敦煌壁画中，最为典型的是根据佛经故事而演变出来的“经变图”。此类壁画始于隋，盛于唐，五代以后承其余续，共有24种1055幅之多，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独创形式。初、盛唐时代的各种经变，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主题突出，色彩绚丽，充分体现出大唐帝国欣欣向荣的盛世局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观音无量寿经变》和《维摩诘经变》。3、唐三彩盛唐的雕塑不仅工艺精湛，而且色彩艳丽，常给人以五光十色、热烈壮观的气象。这一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唐三彩”的陶塑制作上。盛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造型丰富，工艺精良，品种繁多。迄今出土三彩器物数以千计，绝大多数出于盛唐墓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这种设色艳丽的陶器最能体现热烈、壮观的盛唐气象，因而为时人所重。三彩女俑三彩文吏俑三彩骆驼载乐俑第二节、“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乐舞1、九部乐与十部乐公元七、八世纪，西方社会跌入黑暗的中世纪，东方文化却处在辉煌灿烂的盛世之巅。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在这里，“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没有人会担心外来的文化会侵袭或腐蚀本土的文化；相反，一种容纳百川的胸襟能够将一切外族、乃至外国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吸收、融汇进来。经历了南北朝300余年的纷争和战乱，天下礼崩乐坏，儒家原有的典章制度及乐舞体系在北方丧失殆尽。开皇九年，隋灭陈国，才获得江东乐工及四县乐器。文帝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自此，隋代有了清商乐，并特设清商署。莫高390窟壁画中的“隋代乐队”所谓“清商乐”，是古代汉族民间音乐的总称，它既不同于正统的“先王之音”，亦有别于外来的“胡乐”。隋开皇年间制定“七部乐”，大业年间制定“九部乐”，唐武德年间“九部乐”、贞观年间“十部乐”如唐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据崔令钦《教坊记》载，盛唐时教坊共有杂曲278首，其中清商乐仅68首.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乐”、印巴次大陆的“天竺乐”其他大都来源于西北地区，如西凉（今甘肃武威）、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疏勒）、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等。在文化、郡望的因素和艺术自身的因素之共同影响下，隋、唐的音乐、舞蹈体系便出现了“新声奇变，朝改暮易”（《隋书·音乐志》）的局面。莫高172窟中的盛唐乐舞2、坐部伎与立部伎唐代的“坐部伎”和“立部伎”，是按照宫廷乐舞的演出场合与表演形式划分的。坐部伎于“宫中宴用坐奏”，表演人数约在3至12人之间，规模虽小，但技艺精湛，演出风格也比较典雅。如玄宗继位后，为纪念其寓所喷泉而创作的《龙池乐》，便是一曲由12个演员组成的坐部舞蹈。立部伎则于“殿庭宴用立奏”，表演人数约在64至180人之间，规模浩大，气势雄伟，讲究排场。唐代舞蹈俑如武后时期的《圣寿乐》，便是一首著名的立部舞蹈。该乐以140人的舞蹈队伍，在俯仰屈伸和跑动变换中有条不紊地相继组成“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岁，宝祚弥昌”16个字，气势雄伟，场面热烈。初唐伊始的乐舞规模亦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太宗时代的《破阵乐》和高宗时代的《上元乐》原有的定制分别为120人和180人，规模已经很大，而到了玄宗时期，曾令几百宫女从帷幕中出来表演这些舞曲，使场面更为壮观。。《新唐书·礼乐志十二》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3、健舞与软舞唐代的乐舞又可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型。“健舞”的音乐节奏明快、铿锵有力，舞蹈则动作刚健、爆发力强；“软舞”的音乐节奏舒缓、余音绕梁，舞蹈则动作柔美、婉转多姿。《胡旋》和《胡腾》是最有影响的“健舞”曲目。“健舞”艺术正好符合了盛唐时代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因而在开元、天宝年间十分盛行，“健舞”“软舞”出现了“五十年来制不禁”、“臣妾人人学圜转”的“胡舞热”。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描述《剑器》的场面，：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中、晚唐以后，“软舞”渐超过“健舞”，“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第三节“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诗歌睿宗以后的盛唐，儒、释、道三家同时并举的政策以皇帝诏书的形式被正式确定下来。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流派、任何一个作家能够体现一种纯而又纯的宗教和哲学思想。1诗仙李白道教是唐代的国教，作为一种文化氛围，道教美学影响深远。真正使道教美学登峰造极者，当数“诗仙”李白。“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的“谪仙人”也热衷于功名,但最终是“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李白正式履行过入教仪式，成为受过符箓的道士，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上也丝毫没有儒家的严谨和佛家的悲观，而是一派洒脱狂放。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诗写得好，多才多艺。青年时代遍谒诸侯、游历天下，在湖光山色中一路求仕、仿仙、拜师、狎妓、吟诗、弹琴，因风流倜傥而受到了当时的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的高度评价。中年受到玄宗皇帝的破格召见，先有“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的礼遇，后有“力士脱靴”“才人研墨”的佳话。暮年坎坷，先是“赐金放还”再次飘泊，后又入“永王幕府”而获罪朝廷，仍然“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名主心”，直至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仍浪漫洒脱。李白诗作内容丰富多彩，风格清新豪放，充分显示了盛唐知识分子的信心、气度、胆略和情怀。受道教影响，诗歌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奇异的夸张，常出语惊人、行文跌宕，其中一些作品带有鲜明的游仙色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明〗《唐诗画谱》李白诗意图在用韵上，诗人也十分随便，仿佛一时兴起，冲口而出，时而一韵到底，时而频频换韵，不受约束，浑然天成。壮美，乃至接近于崇高。正是由于道家、道教的美学种子在“开元盛世”的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结成的艺术花朵，唯其如此，它才显得那样清纯、烂漫，那样绚丽、多姿。是“盛唐之音”的第一重旋律。从内容上讲，李白在和谐的意境中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成分。使诗人那桀骜不驯的气质和愤世疾俗的情怀同环境的险恶、仕途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诗的意境也便随之而波澜起伏、动荡不安。其气魄宏大、言辞激烈。从形式上看，李白具有娴熟的律诗功底，既以七言为主，而又长短不一。2、“诗佛”王维佛教虽非唐代的国教，但却比道教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全唐诗》选诗僧112人，存诗2938首，数倍于道士及其诗作。在审美文化上，佛教对诗、文的影响，既不是现实功名的创建与博取，也不是感官享受的宣泄与炫耀，而是一种无我的、静穆的、清新淡远而又离尘绝俗的美学追求。王维将佛家的美学境界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王维的母亲曾师事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三十余载，是一个笃信禅宗的佛教徒。王维本人则与南宗有着更多的交往，曾在六祖圆寂之后亲笔撰写《能禅师碑》。他仕途畅达，却长期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就个人修养和造诣而论，王维不仅诗文、书画、音律样样精通，而且早年有儒家的抱负、中年具道家的风采、晚年得佛家的精髓，很符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的人格理想。王维诗歌风格多样，其中最有佛家气息的，是其晚年在《皇甫岳云溪杂题》和《辋川集》中的那些山水田园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