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失语_与_失忆_美国媒体的战争报道分析

72007年第期总第9期新闻大学JOURNALISTICUNIVERSITY一、引言2006年接近尾声的今天，2003年遗留下来的伊拉克残局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政府却又已经有了对伊朗和北韩动武的可能。美国主流媒体（以下简称“美国媒体”）在此间的作用将是至关重要的。媒体的报道倾向会影响民众对于美国政府潜在决策的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对于解决国际危机的方式的最终选择。如果媒体不能够很好地履行其“看门狗”的职责，或是干脆放弃对政府决策的批判性报道，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闹剧可能就会在一片狂热的鼓噪声中上演。那么这一次美国媒体的整体表现究竟会是怎样呢？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的推断，本研究分成三个逐层递进的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与评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媒体的表现。在战争爆发前，美国媒体几乎完全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就是说，它们对于美国政府计划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和相关言论随声附和，缺乏独立的批判性分析；战争结束后，美国媒体则逐渐开始了对伊战报道的反思，而反思的主要对象就是战前的“失语”表现。第二部分以“失语”与“反思”作为关键词，回顾了20年内美国媒体在其他几次主要的美国对外战争的报道。研究的个案包括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研究发现，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情况类似，美国媒体对于每一次战争的报道都存在集体“失语”的现象，并在战争结束后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思。笔者把这种集体“失语”后进行反思，然后再集体“失语”再反思的报道模式概括为美国媒体的集体“失忆”。第三部分是本论文的核心，它对美国媒体从“失语”到“反思”的报道模式作出了解释。笔者以为，如果仅仅停留在揭示美国媒体的拙劣表现这一阶段，那么论述的意义十分有限。战争是【摘要】本研究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媒体的表现为主要个案，结合近20年内美国历次对外战争背景下媒体的表现，概括出了美国媒体习惯性“失语”与“反思”的报道模式与“失忆”的症状。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导致这一症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提出除了内在压力，即“爱国主义”与“国家利益”的驱使，和外在压力，即政府的权力与政治公关，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真正核心的原因在于新闻传媒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利润原则，并依此对日后类似战争背景下美国媒体的可能表现做出了预判。【关键词】美国媒体；失语；失忆；利润原则【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失语”与“失忆”殷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200433）[作者简介]殷祺（1981-），男，汉族，上海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新闻业务·——美国媒体的战争报道分析77一个极端的事件，不能仅仅抓住美国媒体放弃职业操守这一点不放。另外，如果像许多已有的文献一样，单单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或是战争报道涉及爱国主义元素的角度，也是很难厘清整个现象的脉络的。特别不能解释的是，美国媒体战后的反思又是为了什么。为此，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媒体经济结构下利润至上的行为原则。我们首先从2003年伊战后美国媒体的反思说起。二、2003年伊战后美国媒体的反思2003年伊战之前，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正是美国政府攻打伊拉克的决定性条件。然而，美国媒体对于政府攻打伊拉克的理由缺乏独立自主的批判，对政府的政策与官方措辞随声附和、众口一词。当时，《纽约时报》的名记者朱迪•米勒以美国政界要人的讲话为凭据，连篇累牍地鼓吹上述说法，反过来，美国政界又以她的报道为凭据进一步证明伊拉克威胁论(Solomon,2005)。此外，布什政府甚至引证所谓的秘密报告，表示伊拉克距离成功研制核武器之日仅有半年之遥。这些战后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的“事实”都被美国媒体无条件吃进。2003年五六月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发表《我们吃进的谎言》，指出：“2002年9月7日（美国政府透露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日子），在这个美国人民迫切需要媒体记者的时候，美国媒体，她在哪里呢？...难道除了总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了吗？——为什么没有记者想要找寻更多的证据？(J.R.MacArthur,2003,p.62)”2004年三四月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发表《社论版与战争》,文章认为，“不仅仅是9月7日，在伊战前的日子，美国主要媒体的独立声音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的社论为了支持对伊作战可谓是赤膊上阵(Mooney,2004,p.28)。”2004年2月26日，《纽约书评》的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在标题中责问美国媒体：“你们战前跑到哪儿去了?”文中说道：“奇怪啊！你们战前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政府施压以推进其战争计划的几个月中，我们中没有人更多地去了解那些欺骗与隐秘？”(Massing,2004)。2003年10月12日，《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的编辑弗雷德•西亚特（FredHiatt）撰文表示，他很希望邮报在战前没有盲目接受政府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转引自Mooney,2004,p.34)：“如今回首，我们当初的社论中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法看作了板上钉钉的事实。如果那的确不是事实的话，那么当时最好不要提它。”2004年8月12日，同样是《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传媒评论员霍华德•库尔茨详细披露了该报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筛选文章的内幕：“邮报的确出了一批质疑美国政府的文章，不过几乎无一例外被排除在头版之外…其结果是，《邮报》的报道惊人的一边倒”(Kurtz,2004)。2004年5月30日，《纽约时报》公共事务编辑丹尼尔•奥克伦特同样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纽约时报》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做出了深刻检讨。他指出,纽约时报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偏听偏信(Okrent,2004)。“我们对于政府攻打伊拉克的理由缺乏足够的批判，我们愧对了美国民众(Bollyn,2004)。”《纽约时报》驻伊拉克分部的负责人约翰•伯恩斯这番话，或许代表了大多数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战后的内心写照。三、“失语”与“失忆”对上述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媒体在伊战前缺乏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没有扮演自己在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卡特政府的“比利门事件”、里根政府的“辩论门事件”以及“伊朗门事件”的披露过程中起到的重要角色(刘国瑛，p.79,2002)。对于政府的作战计划，它们随声附和；对于战争的定义与定性，它们缺乏审慎的考察。美国媒体集体“失语”了。7从学界到媒体内部马后炮式的检讨与自责，虽然于事无补，但是比起沾沾自喜与自以为是还是要好上许多。而且，这些反思的内容显得十分的“深刻”这种事后的频频反省至少说明了一点，美国媒体对于自己在伊战报道工作上的失职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我们还是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表面上十分“深刻”的自责之语，是否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提出这一问题的依据是：美国媒体的这些反思与自责之词，似乎总让人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回首美国媒体在冷战结束后的历次对外战争报道工作，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集体失语”的现象决不是第一次出现。恰恰相反，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1999年的科索沃，又从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到这一次的伊拉克战争，虽然战事的起因、过程各不相同，而“集体失语”的现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而且，当每一次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战争后遗症逐渐爆发，而对于战争质疑之声在美国民间或是国际社会愈响愈烈之时，美国媒体又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可谓“年年岁岁语相似，岁岁年年仗不同”。美国媒体在两次伊拉克战争时的表现最具可比性。与2003年的情况一样，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前，对伊宣战的一个理由是伊军在科威特的暴行。许多暴行故事是真实的，然而还有一些却是为了动员舆论援助科威特而编造出来的(McNair,2005,p.211)。最为知名的一个例子讲述了伊拉克军队如何在科威特城的一家医院里，把312个婴儿从保育箱中拿出并丢弃在医院的地板上，然后又如何把保育箱运回伊拉克的故事。1990年10月，一个名为“娜伊拉”的年轻女子，在美国国会的人权会议上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这个故事。美国的媒体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帮助大肆宣扬。不久之后，美国国会就以仅仅两票之多通过了军事干预海湾的提议。“娜伊拉”的故事以及其他在媒体中流传的类似段子大大地声援了支持军事行动的舆论，并且促成了沙漠风暴行动(REUTERS,1992)。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娜伊拉”是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保育箱的故事也是编造的。大赦国际曾在停战之后到传说中故事发生的现场检查，该组织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故事真实性的证据(McNair,2005,p.211)。战后，媒体对于自己在类似事件上缺乏批判，轻易地把政府言辞作为“事实”的表现做出了反思。1992年1月6日《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在标题里这样自嘲地发问：还记得“娜伊拉”吗(J.MacArthur,1992)？媒体在1991年、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前的表现如此，在1999年的科索沃又何尝不是这样？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决定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美国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叫好。在那段时间里，科索沃发生种族清洗是毫无疑问的，南联盟无礼拒绝北约的《朗布衣埃条约》、拒绝和平是毫无疑问的，西方进行军事干涉的正义性也是毫无疑问的，北约进驻科索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更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战后一年之内，它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它们不遗余力予以宣传的信条，其实充斥着谎言。它们一方面“为政府所骗”，另一方面又替政府充当谎言传播的放大器(李少军,2000)。《华盛顿邮报》坦言，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清洗了一个民族，保护了另一个民族。所谓的神圣的道义之战，其实并没有能解决科索沃的民族问题。至于南联盟对待《朗布衣埃条约》问题上的“无礼”，不少美国媒体在战后也做出了反思。它们承认没有任何的主权国家会接受该条约上的内容(Hammond,1999)。南联盟“无礼”，但并非“无理”。最后来看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如果说在地理意义上而言，两次伊拉克战争是姐妹篇，那么阿富汗战争和这一次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政府的官方定义上则是姐妹篇。战争的主题同样是反恐，媒体的战争报道也同样是严重的集体“失语”。当国际舆论纷纷谴责布什政府提出“邪恶轴心国”，推出“核态势报告”与撕毁“反导条约”等做法时，美国媒体对此却保持了沉默，极少反映世界各地的反对呼声(张国庆,2002)。对于政府对战争性质的含糊定义，美国媒体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跟在政府身后亦步亦趋。《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指出这是美国媒体一种不负责任的失职表现(Levenson,2004)。对于这种失职导致的后果，作者说的很明白：“问题并不在于美国是否打了一场不诚实的战争，而在于，当媒体允许政府（或任何其他人）用他们选择的语言来包装新闻，那么就会导致“反恐战争”这样的词语在概念上前后不一致，混淆了公众、媒体和79立法机关的视听，妨害了他们对政策的评估”(p.10)。说道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从海湾到科索沃，又从阿富汗到这一次的伊拉克，美国媒体一次一次地集体失语，又一次一次地对自己的“失语”做出反思。当然，美国媒体每一次反思的程度各不相同，涉及的媒体范围也不同。2003年伊战报道让美国媒体普遍颜面丧尽，结果让美国媒体战后一片哀痛自责之声。对于第一次伊战报道的反思与前者有诸多类似之处，而在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之后的反思力度显然不及前两者。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在后两场战争之后，尽管由于各种缘由，相对较少有美国媒体对自己的表现做出正面的评估，或者说较少做出直截了当的反思，然而在事后对于科索沃战事以及阿富汗战争真相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揭示以及重新审视，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反思；尽管这种反思没有流露于书面文字或是公开声明之中。这样的报道数量较多，本文不做罗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种失语后反思，反思后重新又一次失语的轮回作是美国媒体的集体“失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媒体呈现出这种从“失语”到“反思”的报道模式呢？“失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五、爱国主义与政治公关：“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