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变迁

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变迁【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农村社会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大量的农民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进入城市。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一种显见的和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影响着原本闭塞的乡野社会，尤其是电视媒体，利用广告、连续剧和新闻报道的方式，不断把城市的信息和生活方式传递到乡村，由此改变了农民的购物习惯、生活方式和交往行为。【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变迁；代沟；教育；文化一、农民的大众传媒认知现状农民是传播领域的弱势群体，农民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等方面，均弱于市民，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有学者把农民的大众传媒认知现状归纳为以下两点：1．知道：即农民对大众传媒的信息大多只停留在知道和了解的层面上。在“村村通”工程实施后，农村的传媒硬件设施已基本具备。在苏南，家庭有线电视的接通和拥有量已接近100%。这就使农民能如市民一样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社会热点，了解国内外大事。2．娱乐：即农民接触大众传媒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农民基本没有外出旅游的习惯（经济原因、农忙和“不远游”的思想等）；因为观念保守，他们也往往没有交友的习惯，因此，访亲串邻并不频繁，大多闲暇时间都是呆在家里，休闲娱乐项目就只有看电视了。积极地看，娱乐性节目最是大众文化的代表，也往往更易于促使农民观念更新，农民频繁接触电视的过程，正式其逐渐从乡村文化状态进入大众文化状态的过程，也是其接受城市文化包括现代化观念的过程。二、大众传媒带来的农村社会基本社会结构变化孙立平在《断裂》中认为,在新时期,中国社会除了原本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外,其中城市社会又经历了新的二元结构分化,城市中二元结构的底层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事实上,我们对于农村社会代沟现象的分析,以及社会整体局势的观察可以发现,农村社会也正在形成一个二元结构体系。农村的二元结构体系与孙立平意义上的城市内部的断裂,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打工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电视所代表的现代性因素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打工经济在城市中就是大规模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他们在城市中处于社会分化的低层;但是在农村社会内部,农民工的意义则应该另外来讨论。我们可以假设说,大规模打工经济出现以前的农村社会是相对稳定、延续和文化传承的。虽然以往的农村社会内部代际之间也会有冲突和矛盾,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共享同一个社会系统和道德伦理体系,也就是说原本农村社会内部的代际问题不具有社会结构性的特征。但是在打工经济大规模兴起以后就不同了。打工经济首先是农村生存基础的改变,其次长年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活必然要改换和影响农民的生活模式,因而农民在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等方面的观点看法也渐渐改变了。而农村中的中老年群体却是在延续着农村社会原本的生活模式,虽然看电视能够使他们的眼光更加开阔和接受更多的新事物,但是电视毕竟还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相距太远,电视的作用更加渐进与深远。于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代沟存在就因为打工经济和电视传媒的作用,而具有了社会结构上的特征。概括地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结构特征是关于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的“二元”结构。当然,乡村社会这种新的二元结构是有所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二元结构是“家庭内”的二元结构,它更突出的表现为农民的代沟现象。如果说城市中的农民工可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看待的话,那么当他们回到农村的时候就难以见到他们的群体性特征了。于是,城市社会可以凸显出“断裂”的整体性特征,但是在农村凸显的可能更多为家庭内部的代沟现象,但是农村中的代沟是具有同城市中的“断裂”现象具有同样的结构性意义。于是,我们可以把乡村社会的代沟叫做“家庭内的二元结构”。三、电视媒体引发的农村社会的代沟问题电视的发展使得老年人和青年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上的差异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它使得两代人之间的交流融通产生了问题,沟通困难,他们之间产生了一条“沟”,即代沟。电视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是作为消遣娱乐的活动,这可以从电视剧在各个年龄阶层中受欢迎的程度看出来。然而,可以明显看出差异的是关于娱乐综艺、体育节目和戏曲节目的选择。就电视节目而言,如今农村中的年轻人是消遣娱乐节目的热衷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城市青年的收视习惯一致。相比较而言,农村的中老人的收视习惯,一般最喜欢看的是戏剧，时事新闻类节目在农村的主要收视群体是中老年男性村民。分析农村中不同年龄群体的收视习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中的断裂。收视习惯不同反映的是他们不同的观念特征,背后则是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模式,并且这种不同在农村的情境中是很难沟通的,于是在代际之间确实存在着具有乡村社会整体性特征的“代沟”。四、新时期农村文化的构建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出现使得“城市化”成为一种遥远而又清晰的想象，成为农村的一种向往，由此使农民的精神生活和农村的文化生态开始遭到冲击。1990年代，随着遍布农村的乡镇企业的消失或饱和，农民进城打工的热潮逐渐兴起，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点也完全转向了城市，农村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城市变幻的物质文化生活享受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形成了巨大的诱惑，与贫穷落后的农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无疑又使本已衰败的农村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雪上加霜。大众传媒带来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固有属性使其能够成为村民自治的推动力量。公共领域往往出现在那些个体能够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的地方。大众文化带来了公共舆论，增加了政治的透明度，大大拓展了公共领域，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大众传媒要勇于担当村民民主意识的建构者和农村现代文化的营造者，时刻关注农村发展进程，准确把握与农民的互动中的变化，及时在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上作出调整，引导农民关注基层民主、村民自治以及程序性民主的价值与意义，为村民自治建构相应的文化价值基础，促近村民自治从形式民主向实质民主的转变。五、大众传媒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大众传媒虽然有着明显的教育功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并没有明确的教育者身份,尽管部分直接的教育内容显示了类似身份,但也是非强制性的。它的“施教”往往具有模糊性,是一种“潜隐的”教化。这种教化几乎渗透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一切信息内容中。大众传媒是以传播各种新闻和娱乐信息的方式,潜在地实现“教化”功能。比如传播法制新闻内容的同时实现普法教育。央视《今日说法》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报道和分析,让普通老百姓理解了枯燥的法律条款与鲜活的实际生活的切实联系,懂得了“可为与不可为”,并逐步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又如“生活”类电视节目,向受众提供生活信息的同时也教会人们如何购房,如何签订购买合同,如何健康饮食等等。这时候,传媒无疑是一部生活百科全书。比之于正襟危坐地翻阅教科书更吸引人的是,大众传媒这种“寓教于事,寓教于乐”的典型特征让受众更觉“实证”和亲切,也更易接受。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统计现在人们90%的信息都是从大众媒体中获得的。大众传媒的发展不断地摧毁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并引导人们思考同样的问题,而人们的独立思考在“拟态环境”介入现实环境之后,难度更大。作为本质上乃是为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探索世界而设的传媒,却事与愿违地在我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竖了一道被我们的观念环境化的信息墙,我们的思维也因我们对传播的依赖而被改造成了它的同伙。个人在完成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社会认同上,不能没有理性。但传播为我们营造的,却时常是理性缺失的环境,我们在自身的社会化历程中,常常毫无知觉地弱化甚至是放弃了对环境和世界的分析和批评;不由自主地习惯于被动接受和消极逃离,人们不同程度地渐渐失去了主体精神。我们的认识、情感、行为乃至思维自然而然地被理性缺失的“拟态环境”浸染、蚕食、吞并乃至同化。新世纪的传媒政策,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受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不断增强传媒对受众的价值渗透和道德引导。同时全社会应齐抓共建,真正构建起以政府为核心、以学校为重点、以家庭为基础、以受众自身为主体的新世纪的传媒政策体系,努力形成健康向上的传媒文化环境。参考文献[1]陈力丹，陈俊妮．论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当代传播．2006（3）．[2]陈灵强．多维视野中的大众文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3]徐勇．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贵州社会科学．2007（11）．[4]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