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与突发事件应对---中国传媒业现状和传媒教育面临的问题之一

书书书第12卷第4期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12No.42010年12月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SocialScience)Dec.2010媒体报道与突发事件应对一一一中国传媒业现状和传媒教育面临的问题之一张智华1,杨静21.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1008752.南京邮电大学科技处,江苏南京()210046摘要: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紧迫性、社会公共性和双重效果性等五大特征。应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媒体报道宜采取不同策略,其核心要素是及时公开,报道全面,引导舆论和质疑问责。关键词:突发事件;媒体报道;自然危机;人为危机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420(2010)04-0027-06收稿日期:2010-11-17作者简介:张智华(1963-),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传播、电视艺术的教学与研究。杨静(1963-),女,南京邮电大学科技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一突发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公众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事件,是一种危机,即人们经常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发事件具有较大的社会冲击力,在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突发事件一般为具有消极影响的事件,许多突发事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公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中称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高度不确定性、紧迫性、社会公共性和双重效果性等五大特征。1.突发性。危机的爆发往往以某个突发事件为开端,表现出显著的突发性。从逻辑上讲,突发事件不一定会构成危机,但危机首先是由突发事件引起。危机爆发的时间、地点、方式、强度等是人们难以完全预料的,因而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人意料、突如其来,打破了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和人们的心理惯性,让人措手不及。例如,我们对地震、台风等灾害无法准确预报,对SARS、甲型流感这样的新型传染病无法预先认识,对一些人为破坏事件很难严密防范时,危机突然发生。2.高度不确定性。不仅突发事件的爆发无法用常规性规则进行判断,危机过程中,事态的变化、发展趋势和可能涉及的影响同样充满不确定性,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处在动态变化中,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无法预知且不在控制范围内的事件。而且,信息时代事物之间的联系更加多元,一场危机的爆发可能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连锁反应,更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以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媒体对该事件的曝光和追踪引起中国食品安全的一次大震动,危机从三鹿企业迅速扩散到整个乳制品行业,给中国乳业带来沉重打击,随后又影响到相关几个行业,最终指向中国食品安全,损害国家形象。3.紧迫性。突发事件突如其来,其演变异常迅速,这使得危机决策和危机传播都处在一种时间性很强的状态。突发事件迫使人们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有风险的决策来对之进行处置和控制,防止其不断扩大和升级,任何延迟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在2003年SARS危机中,从2月8日到11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关于疫情的谣言引起广东、湖南等地的抢购风潮。在这种情况下,决策集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关键性决策。4.社会公共性。突发事件总是关乎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一旦爆发便会迅即成为社会的公共话语。危机涉及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它危及的不是少数人,而往往是群体利益,甚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利益、基本价值和秩序。在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回应的社会系统中,虽然危机可能源于他人和他地,发生时直接涉及的范围不一定是普遍的公共领域,但却会因为信息的迅速扩散而引起公众的关注,成为关注焦点并造成公众心理恐慌。5.双重效果性。双重效果性指突发事件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并存。突发事件会带来种种损失,其破坏性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事件是以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标志的。但作为“危险”和“转机”的结合体,危机不全是坏事,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危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映出这种辩证观。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认为“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1]23。危机可以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可以渲染改革的迫切性。突发事件与威胁性、破坏性、复杂性、异常性和紧迫性相伴随。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不断加剧,风险社会悄然而至,危机正在由“非常态”转变为一种“常态”。危机分为受害型、事故型和错误型三类。受害型指几乎没有危机责任,如自然灾害、谣言等;事故型指有较小的危机责任,遭到指责或怀疑,由技术原因导致的事故或“问题产品”扩散;错误型指有较大的危机责任,管理层处理不当,由人为原因导致的事故或“问题产品”扩散。尽管危机管理的过程包含了诸多变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在这个媒介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危机传播成为我们处置危机的主要方式。而所有的危机传播策略,皆潜藏于危机本身。汉语中“危”与“机”融为一体,意味着危险中存有机遇,如果处置得当便可转危为安,反之则危在旦夕。广义的理解,危机传播包括危机情境下社会中的一切传播活动,即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利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会传播和新闻传播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2]。这一定义不足之处在于将媒体视为政府或组织控制的工具,将危机传播视为一个单向的、缺少参与的过程,忽视了危机中大众传媒与公众对其自身角色和利益的认同,以及对危机进程产生的影响。“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局限于媒体的新闻报道视角,理论概括或理论抽象的程度不足。在社会学的视域中,“重大突发事件”相对于常态的社会运行来说,往往都是产生重要影响乃至破坏作用的“危机”。而危机信息的发布,危机处理的报道,构成了危机传播的基本使命。如Banks的定义所揭示的,危机传播至少包含了两个具有密切联系的传播主体及其传播行为,一是作为解决危机的责任主体一一一政府及其信息发布,一是作为报道危机的传播主体一一一媒体及其新闻报道。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公器,为公众利益服务。以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公开发布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分野,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进人发展阶段。2006至2008三年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建立起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和新闻发布机制;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2007年全国人大修改《突发事件处置条例》,删除了“媒体不得擅自进行有关突发事件的报道”的条款;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政策上的支持给了媒体极大的鼓舞力量和更大的报道空间,中国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二如果发生地震、洪水、雷击等突发事件,媒体报道如何面对公众?地震、洪水、雷击等突发事件属于自然危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报道方式。1.直播报道,迅速公开高强度、高流量的现场直播报道,多点提供82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资讯,这些客观、高效、平衡、透明的信息,满足了观众急于快速、全面了解灾区的需求。以汉川地震报道为例,报道中,媒体公开的信息很广泛:报道的核心是灾害,随时发布震灾伤亡人数,报道城市损毁状况;其次是受灾者的个体生命及国内外的援助,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再次是专家解读、答疑释惑、心理疏导;然后是社会动员、卫生防疫、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和环境污染等话题。报道图层丰满,全面立体,不掩饰、不夸大。重要资讯在第一时间发布,让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不仅抚平了公众的不安,保持了社会的安定,也大大增加了媒体的公信力,帮助政府掌握了灾情发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行动的迅速争取到舆论的主动,新闻公开使当事者牢牢掌握了舆论引导权,赢得了公众的赞誉,提升了当事者的形象。2.议程转换,引导舆论当事者希望媒体的报道具有阶段性意识,报道重心随着事态的发展转移,有效引导舆论。在汉川地震之初的一周,灾情与生命是电视新闻报道的核心议题。央视直播中开辟的《生命大营救》、《抗震救灾英雄谱》、《新闻故事》等板块,直击生命搜救过程,真实记录了幸存者的营救进程和细节,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和追求,思考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责任。不论是幸存者还是逝去者,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的、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活着的人要好好地活,死去的人让他们有尊严地走,这是每天的电视直播传达给人们的关于生命的认知。众多电视观众彻夜不眠,流着热泪收看央视的灾区直播报道。可以说,数以十万计的志愿者倾一腔热血大举人川、海内外的捐助狂潮与爱心如海,与这一阶段媒体的详尽报道息息相关。随着救援活动的渐次展开和灾区震中面貌的清晰,2008年5月中旬以后议程设置的重心逐渐向灾民安置、防止次生灾害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上过渡。从16日开始,央视对地震的直播进人突发事件的常规报道阶段,在保持救人救命优先报道的情况下,灾后防疫、灾民安置、灾后心理抚慰等话题内容逐渐增多。除新闻频道的直播外,经济频道的《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特别报道以点带面地呈现抗震救灾的阶段性进展;中文国际频道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直播专题,除以整点新闻追踪最新动态,重点围绕灾区群众安置、灾区防疫等内容展开解读;英语国际频道集中报道救援战士投人救灾的感人故事,分析国际援助对灾后重建的积极作用;科教频道播出《健康之路心系灾区》和《科学面对地震》特别节目,介绍灾区防疫、灾民心理抚慰等。与此同时,事件性的报道点集中在堰塞湖抢险。到2008年6月初,地震报道开始转人灾后重建,如报道帐篷及活动板房的生产及建设情况,灾民补贴的发放,灾民生产自救,“帐篷学校”中的书声琅琅,“一省帮扶一个县”的落实情况,等等。各频道的抗震救灾直播专题和特别节目相继落幕,通过转换报道视角,震后报道逐渐降温。央视经济频道的灾后报道不仅紧扣频道特色,角度还十分细致,如《首批灾区毕业生来京就业》、《四川:生猪养殖出口受影响》、《成都房屋租赁市场升温》、《成都新房销售萎缩》等,为观众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和思考灾区的重建进程。央视的报道全面平衡,角度多元,将“灾”情报道和充分的“人”情报道相结合。报道初期集中在报告最新灾情、救人救命上,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要;进人常规报道阶段后,报道主题逐渐向次生灾害、灾民安置、灾后重建等议题过渡。央视的报道凝聚了全国观众的关注度和行动力,公众舆论随着报道议程的引导,从最初的悲痛到之后的化悲痛为力量,“共渡难关”成为主流舆论,直至危机趋于解决。电视媒体所带来的实时、亲历的感觉改变了人类思想和决策过程。电视观众不必像印刷媒体的读者那样依靠自己的想象力构筑现实画面。电视的动感、声音、色彩使观众的感官亲历了新闻事件,电视画面带给观众情绪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动的要求。汉川地震中,灾区的惨烈景象和救灾英雄人物的事迹通过电视呈现出来,很多观众正是通过电视原生态再现营救过程的直播报道、对各界人士爱心捐赠活动的大量播报、哀悼日举国同悲的直播等,为之震撼、感动,受到一种精神的感召,加人到抗震救灾的行动中来。电视直播的介人,使灾难救助的动员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深度。3.深度挖掘,质疑问责电视报道在横向上基本做到了全面平衡,但在纵向上的深度挖掘不够到位,体现出来是舆论92第4期张智华等:媒体报道与突发事件应对监督有所欠缺。在地震报道中,电视媒体倾向于正面宣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抗震救灾中所暴露出来的“体制性的弱点”,比如校舍质量问题、善款监督与使用问题等“负面报道”多是网络媒体设置的议程,央视的报道少有涉及。而这些置疑报道正是国外媒体在贩灾后期的聚焦点,CNN在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