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

陈皓钰印[e-mail]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主讲人：陈皓钰邮箱：[e-mail]2013年5月陈皓钰印[e-mail]•由于《百家讲坛》近年的火暴,学者能否上电视、电视可否造就明星学者、学者与电视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又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虽然也有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但学者上电视利大于弊似已成为总的舆论导向。陈皓钰印[e-mail]•陈丹青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不仅指出了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做出了如下推想“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和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在此基础上,他还为学者上电视找到了一种学理的依据“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媒体,而且还是他们在事业鼎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陈皓钰印[e-mail]•由于近些年陈丹青在公共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他的思考与发言也就具有某种权威性。然而,如此一来,也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因为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如下前提作出追问:•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出场?•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戒心?•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和胡适活到今天可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和胡适等知识阶层开办的电视台?《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吗?如果不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清理,我们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就会变得轻率和草率。•基于如上理由,我觉得有必要进入学者与电视之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格局之中。陈皓钰印[e-mail]•根据相关研究,学者一开始介入电视的方式大体有三:•一是创意策划,这种策划并非成熟的策划,只不过是凭借感觉给节目出点子,提想法。由于点子被当做秘密武器多次贩卖,以致催生了一批面目相似的电视节目。•二是撰稿,这算是一种深度介入,其作用等同于枪手。•三是做嘉宾,如《实话实说》栏目中的学者嘉宾和《今日说法》栏目中的法学专家,其作用也各不相同。•凌燕、李正国:《学者+电视=?》,载《青年记者》2001陈皓钰印[e-mail]反思•在第一种方式中,学者应该只是创意策划的参与者之一，他们的点子或许催生了某类电视节目，却不能保证电视节目按其预想的构思发展。•第二种方式无须多谈,因为所谓撰稿大都是命题作文,学者在既定的主题之下展开思考,可供其发挥拓展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很可能他只能在写作技术的层面尽其才尽其用。•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略有不同,原因在于学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但以嘉宾的面目出现,学者只能成为节目的配角。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话题之下.他无法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想法。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时候,学者有可能成为电视节目的摆设。即使是在以学者为主角的访谈类节目中,学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自己的思想也大可怀疑。陈皓钰印[e-mail]•“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力丹先生陈皓钰印[e-mail]•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再来进入学者与《百家讲坛》的关系网中,许多问题或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表面上看,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是与前三种方式大不相同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时的学者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一次讲不完还有下一次,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陈皓钰印[e-mail]•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的观众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能够在讲座内容上提供很专业的建议。称他们为“教练”,算是我的“发明”吧。想起他们的默默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讲座的“运动员”,内心充满感激。——唐史专家孟宪实陈皓钰印[e-mail]•把自己比作“运动员”,把《百家讲坛》的编辑制作人员比作“教练组”,这固然是一种谦敬之辞,但如此比喻不是也形象地说明了学者进入电视之后的受动性吗?众所周知,运动员是赛场上的主体,但如何比赛却不是运动员可以擅自做主的,因为他必须贯彻教练组的战术思想才有取胜的可能,于是运动员常常成为赛场上受动的主体—他是参赛者但他同时也是教练意图的执行者,他的主体性仅仅体现在他对教练的意图落实得是否到位。可以说,《百家讲坛》后来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训练了一批坚决贯彻教练意图的运动员,而运动员的成绩(收视率)又反过来强化了教练的训练意图,肯定了教练的训练方案,并把后来者置于一种无条件接受训练方案的状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取消或限制学者的自主性为代价的。陈皓钰印[e-mail]•关于学者上电视后自主性的丧失,西方学者早已做过相关论述。布迪厄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¹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却大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反思。易中天倒是说过:“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但这样的思考应该是平面化的应景之作,它没有体现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思考水平。陈皓钰印[e-mail]•当然,我们马上也会形成如下疑问,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有思想吗?他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类型的学者?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依然需要面对《百家讲坛》的制作理念和筛选机制。陈皓钰印[e-mail]•《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而策划的选题既定,编导便开始了按图索骥的过程。•许多报道表明,编导挑选学者的要求是一看有无学术功底,二看讲课水平高低,前者保证了学者介入某一话题的权威性,而后者则保证了演讲的生动有趣。陈皓钰印[e-mail]•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他们老是觉得目的是传授他们的观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制片人万卫陈皓钰印[e-mail]•观点应该是思想的结晶,但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中,观点却不能够从容展示,因为细节才是讲述的重点。当观点不得不藏于背后或被细节之海淹没以后,思想或者变得支离破碎,或者成为细节的牺牲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陈皓钰印[e-mail]•问题的另一面是,《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又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重历史故事的讲述、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宽泛而言,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而既然是人文学者,即使不对他们提出所谓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之类的高要求,但陈平原所说的“人间情怀”和“压在纸背的心情”起码应该有一些吧,º因为这是成为人文学者的底线,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似乎大都没有达到这一底线要求。陈皓钰印[e-mail]•我们不妨以2004一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之著述情况略作分析，看看能发现怎样的秘密。陈皓钰印[e-mail]•阎崇年先生无疑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但其研究兴趣大都集中在史料的开掘与整理上。如早期文章《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连期)、《清代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载((前线》1984年第6期),中期文章((戚继光籍贯考》(载《文史哲》工991年第3期)和近年文章《于谦后裔的文化轶事》(载((紫禁城》2001年第1期)等,大都是对历史知识和人物掌故等方面的介绍、考证、辨析。陈皓钰印[e-mail]•易中天先生的主攻方向是美学和文艺学研究,这从其学术著作中已可见一斑,从其发表的论文中亦可发现其逻辑线索(如最早的论文是《刘腮论美的原则》,载《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其后有《重新寻找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展望》,载《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论审美的发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这一研究谱系表明,易中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尽管成绩不算突出,但也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但《百家讲坛》开发出来的却是他另一知识谱系(如《品人录》和《帝国的惆怅》)中的东西,而他这方面的研究与阎崇年的路数亦大体相似,即也是重历史知识的介绍和辨析。陈皓钰印[e-mail]•相比之下,王立群先生的研究似更有其学术含量,这从他代表性论文的发表规格上可略见分晓(如《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文选成书考辨》,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超越旧成说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但他无疑也是一位知识型、考辨型的学者。陈皓钰印[e-mail]•罗列上述三位学者的著述情况是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陈皓钰印[e-mail]•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累积,重史实的考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