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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影电视教学实验方面的一些经验我在电影电视教学实验方面的一些经验中国电影工业面临着许多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事实。正是由于某些人那种遮遮掩掩的态度,使得中国电影界没有办法正面地对这些问题并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找出症结所在,进而大胆进行改革。比如说,最近出现这样一种提法:要重视电影的可视性,或称观赏性。听着都让人觉得可笑,什么叫“可视性”?电影本来就是“视”的,一百年来观众始终在“看”、电影,我们都说“看电影”,没有人说“读电影”,小说才是读的。怎么到了一百年后我们的电影专家才悟出来,原来电影是“看”的,原来电影还有一个“可视性”。在电影诞生一百年后中国电影界才提出电影有“可视性”居然没有感到滑稽可笑!其实,这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态度。明明大多数人终于明白了过去对电影的认识很多是错的,所谓“电影综合艺术论”对电影的制作起了坏作用。它是有害无益的理论,可就是没人有勇气否掉它,只是拐弯抹角地提出了一个“可视性”,原来我认为,现在有人已经较少提综合论了,或者不提了,奇怪的是在总结电影问题时,综合论还是经常要冒出来。可是现在在1999年末,通过INTERNET网上的交流,我发现情况并不是有所好转,而是非常严重。一般观众已经多少习惯看这种实质上是文学纪录片,舞台纪录片的东西,而热爱电影,并多少接触一些理论问题的普通观众则全是综合艺术论的观点,虽然他们本人并不知道这是综合艺术论。可悲的是,普通观众大都认为,这就是电影理论。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SIGHTSANDSOUNDS,光与声,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视听语言。他们知道的就是电影象戏剧,象文学,(象绘画、象音乐,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故事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故事是怎样讲的。面对着电影银幕在看在听,却不知道电影是怎么讲的?!岂有此理?他们也喜欢看好莱坞影片,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是好莱坞电影儿的什么因素吸引了他们。换个综合艺术论者来拍拍看就真相大白了(准没有人看)。有人甚至说光和声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故事电影,他们只考虑那个故事。因此只有光和声,没有故事,那叫电影吗?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把问题反过来想(大陆中国的中等教育不允许学生反过来想),也没有人引导他们想过这个问题,(连大陆中国的那些自封的电影美学家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光和声,那就根本不会有电影和电视。不!他们是高尚的“电影美学家”!他们考虑的是“艺术”!是“艺术形象”!综合艺术论的研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是艺术家,怎能考虑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我不懂!”)不研究电影是什么,而是眯缝着眼睛,看看电影象什么。所以那些缺乏科学性的普通观众就非常能接受这种非电影的理论。对于电影的本体,这些普通观众一无所知,综合艺术论能使他们说出这样愚昧无知的话来:你们研究本体的人不了解观众。他们象那些综合艺术论的电影专家一样愚昧,他们甚至不知道,不了解观众就没有办法研究电影本体。他们甚至把本体论,电影发明的原理归为周传基“一家之言”、“周传基理论”。更有甚者,“你他妈的周传基算什么东西!”在INTERNET上,骂人是一种自由的享受。这就是中国电影电视的现状,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又如,引进外国钜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但是有些人又是遮遮掩掩,说什么引进钜片的目的是为了重新激起观众对看电影的兴趣。这种鬼是在骗谁啊。他自已信吗?这种人有资格哪怕是当个小科长吗?简直是痴人说梦话,自欺不欺人。这句话应该载入史册。要知道,观众对电影始终都是有兴趣的,但要看是什么电影了。好莱坞始终想侵入中国这个巨大的电影市场,而不得其门。(关于文化大革命后好莱坞试图打入中国电影市场的过程,我将另文介绍)最后它很聪明地找到了中国电视这个缺口作为在中国培养观众看好莱坞电影儿的习惯的阵地。用中国的电视来打击中国的民族电影。妙!可以称作“借刀杀人”吧。它的这一招非常成功。试看我们的影迷和影评家们现在都是开口闭口金像奖,好象谁知道有关金像奖的一点点事儿,那就是电影专家、电影权威了。他们非但一点儿也不感到恶心。而且谁敢碰一下好莱坞和金像奖,能跟你拼命!给你扣政治帽子:极左思潮!引进好莱坞巨片的结果无非是让观众更喜欢看好莱坞电影儿,这是常理。事实证明,中国观众肯花七八十元人民币买一张票去看《泰坦尼克号》,宣传上还提出什么“历史史诗巨片”等口号,影评家摇头晃脑地:“动人,动人,有教益,有教益!”真够无耻的。这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吗?!其实泡制这种荒唐说法的人何尝不明白,哪里是什么重新唤起观众对看电影的兴趣。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漂亮的借口来谋求票房价值而已。他们才不管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民族电影事业,去他娘的!有奶便是娘。因为它们是发行公司,发行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钱!又如,对电影的宣传广告很多人也有错误的理解,什么叫包装?有人认为包装就是骗人,就是讹诈。胡吹乱捧。赔了也说赚了。或者捂着盖着。某部国产巨片明明赔了两千万,再加上政府补贴了一千万,还有什么可吹的?还是要厚起脸皮来吹。据说如果报刊报导了某省某片或某公司亏损的消息,有人扬言要作为诽谤罪打官司。(实不是“据说”而是确有其事,不过在这个环境里我不敢指名道姓。过去指名道姓就会成为右派,现在是告你诽谤罪)真是独特的法治精神。那么,我们的故事片制作怎样总结经验呢?看看好莱坞的商业报导,如HOLLYWOODREPORTER比我们诚实多了,准确多了,为什么人家敢说实话,而我们什么都要包着,藏着,美其名曰保密,保密与撒谎的差别在哪里,还有待研究。又如,有人公开宣称,“我国电影界其实对巴赞的论点也不是那么盲目推崇,因而在80年代下半期陆续出现文章指出‘中国的巴赞热在理论上的错位’、‘这种理论移植中的偏颇’、‘中国错误的再塑巴赞’、‘一次历史性的误读’”。这可真是大实话了。出于愚昧而说出来的大是话。如果他知道本体研究的是什么,他就不会把大陆反电影本体的这些现象当作他的有力论据了。中国的“电影美学家”连电影本体是什么都不懂。倒是好混。大家都知道,巴赞研究的是电影的本体。亦即电影的实质。他的研究宣告了电影综合艺术论的结束。所以综合艺术论者怎么会推崇呢,一点儿也不盲目。于是这位中国电影理论自封的代言人认为研究电影的本体错了,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研究对象的实质研究不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位电影美学权威也说过类似的话,什么自从引进了克拉考尔和巴赞,中国电影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跟学生说,我们不要克拉考尔和巴赞的那些资产阶级理论,我们要无产阶级的理论。可综合艺术论是最早的资产阶级的论点(还不够格成为一种理论)。这是理论研究吗?也许十二世纪是这样研究问题的。如此情况,中国电影制作能搞得好吗?中国电影工业面临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非我的能力范围所能及,而且没有必要在这里面面俱到地讨论。我只是从电影制作的角度来讨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也是我的教学目的。电影是一种媒介,这种媒介是制作出来的。而在商业发行放映网系统中(即故事片的发行)更是一种工业制作。顾名思义,制作,那是技艺。那当然是要动手的。也就是说,谁想要从事这一媒介形式的创作,就必须从动手开始训练起。可是电影所使用的工具十分贵昂,就象钢琴那样,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摸不着摄影机、录音机或剪辑机,怎么学啊。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技术设备。亦即这一特殊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而且学习一门技艺,我们都知道,那是自已动手学的,和学钢琴这样的乐器或一种武术中的兵器一样,不是一个人在操作,或者是老师在操作,其他学生在旁围观即可。那是没有用的。这本来是相当容易理解的问题。可是在中国就麻烦了。我们中国电影界不把电影看成是一种纯技艺的媒介,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研究这个媒介,而是把它当成是像文学一样的东西(认为“电影就是文学”和认为“电影具有文学性”是一回事,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即然是文学,“那我已经学会汉语了,而且我热爱文学,读过许多小说,也尝试过写过小说,所以我也可以搞那具有文学性的电影了。”就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发生的,一方面是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经费问题,使我们的电影教育不强调学生亲自动手。主导的教学思想是黑板教育即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说,“暂时委曲一下,先在黑板上讲电影,等将来有了经费……”但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忘记这只是权宜之计,而把黑板教育当成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唯一的了。多少电影教员都只会黑板教育。可实际上没有人能用文字来把光说清楚,来把声音描写清楚。不了了之。我们的影视教育的现实情况是,有的教员可以在他的整个课程中不举一个银幕形象实例。最多在条件允许时给学生看一部完整的影片了事。甚至出现这样的训练要求:在学校要多给电影学生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训练,少讲电影技巧,电影技巧将来到了厂里要搞一辈子的。这等于是说,音乐学院多给学生其它艺术形式的课程,至于他所要学的钢琴嘛,将来到了台上有得是时间演奏。外加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穷国,买不起贵昂的设备,所以中国电影电视教育中始终以黑板教育为主。容我来谈我自已在这方面的经验。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被大革文化命的人砸烂的文艺单位遇到重新分配的问题。我被判定没有资格回到影协,而被分配到电影学院,而且只能当工人使用,这事是有谁决定的呢,那做出决定的人有是谁委任的呢..............?我通过大革文化命的经验,极不愿意和学生打交道。但是不能不服从分配,还是去了。可是电影学院并没有把我当工人使用。现在,当我退休已经九年之际,我依然站在讲坛上,尚未被年青人赶下台(在修改本稿时已经是75.8岁了。我深信自已在电影教学方面所做的探索,并且被专家们誉为“一家之言”或“周传基理论”,放眼一看,原来全世界的电影理论都是以“周传基理论”为基础的,唯大陆中国独........另外,多年来,我对世界各国的电影教育进行了实地的或通过文字介绍的调查。尤其有利的是我在异国电影学院的讲课活动,不是那种讲讲中国电影情况的讲座,而是那种学生要交学费拿学分的课。比如在夏威夷大学为期一个学期的讲课。学生需要交一千美元,考试及格才能拿三个学分。在旧金山大学的课程经过考试给一个学分。美国大学注重讨论,听我课的二百名学生在讨论中没有一名学生用综合艺术论的观点来和我讨论的。有意思的是,最后有十五名学生由于不会画而考试不及格。系里的负责人问我,你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怎么补考?我的回答是,让他们到北京来补考。这种正式的授课使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外国学校的教育方法。说具体的,其中给我最大启迪的是以色列电影电视学校的校长罗森塔尔(名国际纪录电影导演)的观点,他说:“在学校里,我们应该教学生什么?我们不能教昨天的,也不能教今天的,我们必须教二十年以后的。”多么超前的教育思想!这正是最高学府(任何专业都包括在内)的任务。我认识一名学电影的香港大学生,她在北京待了半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听了许多电影课,作了一些考察,最后她跟我说,“你们教的都是昨天的和今天的,我回香港去了。”有水平!看来香港殖民地(!)教出来的学生还知道自已要学什么,知道要求老师教什么。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的比较,我十分明确,观众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儿而不喜欢看我们的国产片的原因之一,是好莱坞的娱乐电影儿是给人“看”的,而不是“说”给人听的。所以,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拍电影。学校里教的就不完全对头,甚至有根本性的错误。甚至连教摄影的机构在讲完电影的本体之后(果摄影系都不讲本体,那只能把摄影机砸了了事)再讲电影的文学性!?这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本体还是没有真正吃透。虽然在这方面他们,年长和年轻的,都是我的老师,但是我比他们吃得透。有幻觉就没有文学性。多明白啊!试举我教学中的一个经常使用的实例:我在许多班上第一讲开讲时首先让学生看四条外国电视广告(见“看画面”),并要求他们观察自已的反应。第一条复TOSHIBA印机的广告不仅能引起普遍的兴趣,反应强烈,而且在广告映播到一半时,一定会有几名学生主动地把这条广告所想要传达的信息说出来:“超速,超速。”第二条动物保护基金会广告在结束时,当那画面一黑,兽夹啪的一声把小狗夹住时,很多人不由自主地一激愣。第三条报纸广告是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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