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新闻报道的五大误区

灾难新闻报道的五大误区指导老师：王卫明摘要:当下，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存在五大误区：一,媒体报道不均衡,重视重灾区报道,忽视或延缓其他灾区报道。二,遵循”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原则。三，报道注重时宜性,忽略时效性。四，报道中多主流新闻,少灾后社会伦理新闻。五,未如实反映灾民的不满,专注报道正面新闻。怎样去克服这些问题，将是媒体人必须面对的。关键词：灾难报道新闻引言:地震，火灾，干旱，泥石流……大自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难以想象的威力摧毁人类的家园，吞噬人类的生命，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悲伤。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每年因为灾难而遭受的损失在数千亿人民币以上。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能做的就是恪守新闻工作准则，遵守新闻工作规律，用心做好新闻报道。而当今媒体在灾难发生时时常出现扎堆重灾区，报道不全面的现象。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对媒体会有更多的信息诉求，此时人们的求知欲是最强烈的。因此，媒体对灾难合理恰当的报道可以从很大的程度上缓解社会的紧张气氛，并能起到安抚灾区人民，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能够为救灾行动及时准确的进行提供参考。灾难新闻的概念：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1)灾难事件又分为自然灾难事件和人为灾难事件，其中自然灾难事件具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人为灾难事件具有可控性、可避免性，两者同时隶属于突发性事件。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的定义是：“本预案所称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在此，套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对突发性事件的定义，我们对灾难新闻下的定义是：突然发生，已经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经媒体报道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新闻事件。作为媒体人，我们将对灾难报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概括并分析。与普通新闻相比较，灾难性报道具有突发性、震撼性、负面性、社会性等特点，故而一直是各个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是社会舆论的中心。灾难新闻中出现的问题一,媒体报道不均衡,重视重灾区报道,忽视或延缓其他灾区报道在地震，干旱，洪灾等波及范围广的灾难过后，媒体的报道多会出现这种问题：在媒体狂轰滥炸式的报道过后，救援力量大都涌向了媒体重点报道的灾区，而没有报道的灾区则成为救灾的“盲点”。以至于对个别地方报道偏多，有些地方报道少甚至是漏报，形成救援力量分配不均，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陕西陇南镇灾情，具体灾情在地震后第五天才见报，救援力量才陆续前往，影响了救援工作的开展。最近国内外发生的两场地震——云南盈江地震和日本地震——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报纸，网络，手机，广播，电视关于日本地震的报道不绝于耳，但是对于盈江地震的报道却是少之又少。这同样反映了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的选择性报道，一味的追求轰动性，重灾区的报道占据着整个版面，却仅给灾情不重的灾区一条消息性新闻。在众多救灾力量中，民间救灾力量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救灾力量，在汶川地震期间，民间救灾力量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民间救灾组织信息来源单一,大多是通过媒体了解灾区受灾情况，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救灾的目的地，救灾力度和一系列的救灾计划。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了救援力量的分配，无形中削弱了民间救灾组织的救灾力度，影响了救灾的及时进行。二,遵循”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报道原则在相当多的新闻报道中，报道的重点不在灾难本身，而在当地官员、党员的奋力救灾上，救灾尚在进行中就急着树典型、立模范，这是众多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通病。在我国，这种报道原则有一定的历史，例如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对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自然灾难的报道工作，新华通讯社中南分社制定了几项原则：“一，报道灾难，不要盖过生产。二，着重报道积极同灾难斗争，战胜灾难，夺取丰收。三，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可以很快恢复生产的地区。四，不作全面综合报道，不讲具体灾情。(2)在这场灾难中，媒体报到了灾区人民在当地党员、官员带领下如何同灾难斗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树立了党员、官员的典型，却对洪灾损失，死伤人数未提及。媒体在这次灾难报道中只是充当了爱国教育运动的发起人，让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而已，对救灾并无实质性的积极作用。三，报道注重时宜性,忽略时效性媒体在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以上级要求维稳为由，对一些重大新闻隐忍不发，甚至帮助政府说谎，最后酿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借此造谣，弄的人心惶惶，危害社会稳定，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等正常活动，令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2003年的“非典”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河源发现第一起“非典”病例，与此同时，河源有关“不明病毒”的流言四起，掀起了罕见的抢购板蓝根等抗毒药品的风潮。2003年1月3日凌晨1:30，河源疾病控制中心紧急给《河源日报》传真发表声明，请市民不要听信谣言，河源没有发现流行病毒。媒体忙于辟谣的同时，没有一篇报道对“非典”做出基本的医学解释，没有一家提及相关预防措施。相关部门保持沉默，拒绝提供任何消息，广州所有的官方媒体也依然保持沉默。于是流言流言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悄然在广州流传，越来越耸人听闻。(3)如果当时有一家权威媒体对这件事进行全面细致的报道，正确的引导社会舆论，而不是与政府一道隐瞒实情，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流言漫天飞，弄的人心惶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这方面的正面事件：最近的日本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一些不发分子趁机散布谣言，大肆进行投机行为，导致国内民众疯狂抢购食盐。政府在第一时间出面辟谣，权威媒体及时发布消息，引用专家话语，指出吃盐防辐射的不科学性，以及我国食盐的安全性。及时正确的发布了消息，制止了谣言的流传，平息了这场抢盐风波。四，报道中多主流新闻,少灾后社会伦理新闻在以往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报道最多的是官兵抢险救灾、奋不顾身转移群众类新闻，灾难发生时这些当然需要报道，但不宜过多，媒体人的关注点不应只局限于此，还应看到救灾后的新闻。在受灾时，有很多的伤亡，媒体人不仅要报道伤亡的数字，还应看到伤亡数字背后的新闻。这些伤亡的群众，肯定会涉及保险理赔的问题，在保险理赔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理赔标准等，这些问题有待媒体人去发掘。合理的理赔标准将是对灾后群众的心理安慰，毕竟灾后的他们可能一无所有，这些赔偿款可能是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唯一保障。同时还会涉及三孤问题——孤儿，孤老，孤残——的安置，这些人的安置将会是当地震后工作的重点，解决他们的生活、就业、就学问题是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应是媒体报道的重点。例如，唐山大地震留下了4204名孤儿，当时我们国家对这些孤儿采取了一下四种安置抚养方式：第一种，由其亲属收养。第二种，由其父母生前所在单位收养。第三种，由社会各界人士收养。第四种，国家在唐山市、石家庄、邢台等地建立了五所孤儿学校，收养了近千名孤儿。灾难后会出现一些或许多丧偶家庭，这些丧偶家庭的存在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而且如何安置这些丧偶家庭也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唐山大地震后仓促重组家庭的事件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唐山大地震中约有15000户核心家庭因夫妻一方遭难而导致家庭解体，其中约有7000多位妻子失去丈夫，8000多位丈夫失去妻子。经过震后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在各级党政工团等组织的关怀下，近80％的中青年丧偶者又重新组合了家庭，以至于在那段时间内，唐山市区内掀起了一股“重组家庭”潮。20年来，这些重组家庭经历了磨合或嬗变，其中近85％的家庭得到巩固、稳定和发展，约有15％的家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重又离散。这一离婚比例已超过了我国现在13％的离婚率。（4）这些情况说明媒体工作者的报道重点也因在此。在一些重大灾难后初期社会规范瓦解，社会秩序混乱，比如地震后初期。重大灾难使社会系统瘫痪，社会组织机构瓦解，正常秩序下的法律和道德力量也随之消失，人们没有了外部力量的约束，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做出各种越轨行为，最后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这就可能会引发法律问题，这些震后的法律问题也急需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关注。目前，震后初期违法如何处理的问题也是我国的一个法律空白。五,未如实反映灾民的不满,专注报道正面新闻国家第一时间的救灾行动，当然会获得社会和灾民的肯定与感恩，但是，救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负面”问题，以及群众的不满情绪也都应该得到合理的宣泄。媒体不应在报道中选择性遗忘这些不满情绪，应该如实、及时报道。让社会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让社会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灾后，尤其是受灾个体的心理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他们在遭遇亲人离去，家园被毁的情况下，再坚强的人心理也难免会留下阴影，甚至会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这个时候的大规模心理干预治疗是很有必要的。我国真正大范围的对受灾民众实施心理干预治疗是在汶川大地震以后,在这次大规模心理干预治疗行动当中,绝大多数心理指导师是由志愿者担任的.在这些志愿者当中,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大学教师,也有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并不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并不都具备这种专业能力。在这些人在对心理学知识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如何能为受灾民众实施有效的心理治疗,而有些时候的心理干预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注释：（1）藏国仁，钟蔚文：《灾难事件与媒体报导：相关研究简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中心1990年教师专题论坛报告。（2）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3）力韩勇乔晓征等著：《我国重大突发事件解析》，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第95页。（4）王子平、孙东富主编：《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参考文献：朱力韩勇乔晓征等著：《我国重大突发事件解析》，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藏国仁，钟蔚文：《灾难事件与媒体报导：相关研究简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中心1990年教师专题论坛报告。王子平、孙东富主编：《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