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可进的进口 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

“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试论《围城》中的方鸿渐徐泽清摘要：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一发表，便被誉为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在这本书里，有人读到了“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有人认识到了中国某一部分社会的弊端，有人看到了中西文化中的丑陋，有人悟到了人类心理的某种共通性。《围城》序里作者也直言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时代的灵感源泉。著名教授夏志清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都优秀，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知名教授唐沅指出：钱钟书的《围城》是现代讽刺小说在艺术创造上的一个里程碑。著名学者丁国强说：钱钟书在《围城》结尾设置的那只慢了5个钟头的祖传老钟象征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冲突。“围城”心态不仅表现在婚姻问题上，它是一个古老的预言、纠缠着世人。从作品的整体构思和造成人物悲剧的因素来看，《围城》是一部探讨现代人类命运的深含哲学意蕴的现代主义杰作。作品以归国留学生方鸿渐在爱情、婚姻乃至事业上的多次失败来结构全书，展开了对旧中国这一“围城”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在方鸿渐等人从这一“围城”到那一“围城”的不断追求和不断失败的经历中，其性格无疑“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人性的弱点，感受到作为人类、作为人的诸多无奈和痛苦。方鸿渐作为旧中国都市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新思潮的洗礼后，成为特定时代下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的“畸形儿”；正因如此，使其在性格上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性。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这种矛盾使他在爱情上一败涂地；婚姻上穷途末路；事业上一筹莫展。在其悲剧形成的同时方鸿渐的形象塑造也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本文力图分析方鸿渐的求学、爱情、婚姻、事业，解剖方鸿渐的悲剧性格。关键词：《围城》方鸿渐无用人生悲剧性格正文：我们读《围城》，总是读着读着就感觉要笑，一直贯穿全书，但笑过之后却又有些悲伤之感。这是因为方鸿渐的人生旅程虽然可算丰富，但毕竟还是困惑的悲剧人生，不管是学业、事业，还是婚姻家庭，都是被困在一个个“围城”之间，都是以失败告结束。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一部小说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作为《围城》一书中的正男主角，方鸿渐自然是这本书的灵魂人物，引领这本书的走势，勾画出这围墙内外的一番番令人感觉真实又虚幻的景象。对于方鸿渐这一艺术形象的把握和评价，《围城》评论者们看法不一，有的说方渐鸿是一个被作者嘲讽的对象，是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是“一个连牢骚也懒得发的玩世不恭的怠惰者。”；有的说他是被作者同情的对象，“一个处于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识分子典型。”但是，我认为，就作品中的基调而言作者还不是对方鸿渐一味地讽刺，方鸿渐还不完全是作者“嘲讽的对象”，而是同情多于讽刺。至于以“多余人”来对照方鸿渐也未免有点牵强，尽管称他是“中国式的”，因为方鸿渐毕竟还是“这一个”艺术形象。再者，说方鸿渐“玩世不恭”，也没有抓到这一形象主旨，还没有观察出作者描写他陷入人生的“围城”中奋力挣扎的情景，更没触及到他在人生的“围城”中被围困被折磨的痛苦心境，毕竟他是困苦的，是在不断挣扎的，而不是一味的“玩世不恭”。至于用“过渡色彩”来模模糊糊地概括方鸿渐，就更不能准确评价这一艺术形象了。研究小说中的人物，贯穿全篇的基本活动内容是必要的。就让我们随着方鸿渐的经历走入《围城》，分析方鸿渐吧。1、方鸿渐简历姓名：方鸿渐性别：男籍贯：江苏无锡（因为围城里面说方鸿渐的家乡出泥娃娃，暗指无锡）求学经历：在家时，常受到父亲方遯翁的私传。出国前，曾就读国内某大学。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游手好闲，不爱学习。美国克莱登大学冒牌博士，衣锦还乡。工作经历：点金银行职员。三闾大学副教授。上海某报社职员。恋爱经历：曾跟周女士订婚，但周女士不幸去世。归国船上艳遇鲍小姐打得火热。曾经人介绍跟张小姐乡亲一次，毫无结果。居住丈人家时苏文纨对他颇为抬举。对唐晓芙展开攻势，可最后功亏一篑。三闾大学时经同事介绍，陪赵辛楣一统相亲，颇为滑稽。最终落入孙柔嘉小姐的温柔陷阱，进入围城。2、道德的困惑，无用的人生——无用的人在《围城》的开篇处，作者钱钟书在介绍方鸿渐的身世行状时对这位小说主人公下了这样一个评语：“他是个无用之人。”后来在第五章，方鸿渐一行五人赴湘西任教职，由于正值抗战时期，内地交通及生活条件又较落后，他们一路颠踬困顿，吃尽苦头，就在旅途即将结束，目的地抬头可见之时，方鸿渐问好朋友赵辛楣：“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赵辛楣的回答是：“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方鸿渐对此的反应是“苦笑”，“闷闷不乐，不动为什么说话坦白算是美德。”可见，他私下里也承认这样的评价虽不中听，却很中肯。到小说将要煞尾时，方鸿渐与妻子孙柔嘉为职业事大吵了一通，又得知仆人李妈已打电话请柔嘉姑母来给柔嘉助阵，便要躲出去，气得柔嘉大骂“Coward（懦夫），Coward，Coward！”这三处评语分别从叙述者、朋友、妻子及当事者本人四个角度给了方鸿渐一个共同的结论：“无用”（懦夫正是无用者的典型）。当然这种“无用”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外在的突出印象，或者说是一种笼统的断语。方鸿渐这种性格的内在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说第一章用方鸿渐买假文凭及与鲍小姐的露水姻缘两件事极简练又极全面地把方鸿渐的性格结构揭示出来，也可以说是画出了方鸿渐的魂，提供了这一形象生长的“胚芽”。此后，方鸿渐的主要行为基本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呼应或解释。买假文凭是方鸿渐心理上一直未能卸下的一个包袱。作假是为了骗人，而骗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方鸿渐能干出这种事，说明他的道德意识很淡薄。然而，淡薄尽管淡薄，却还没有到完全泯灭的程度。所以在采取行动前，他又自宽自解：“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人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国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所以，“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他并且给自己限定了欺骗的范围：“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决不开这个履历。”道德意识的淡薄削弱了他向善的意志；而未能尽泯的道德意识又抑制了他向恶的勇气。这种矛盾的观念状态如同西方学人所分析的哈姆雷特的俄底浦斯情结一样，造成了他的懦弱、犹豫、随遇而安、无所作为和无所追求。买假文凭这件事方鸿渐的确干得漂亮。他运用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将那个爱尔兰人引上钩；从而把骗子和被骗者的角色颠倒过来。难怪钱钟书要把这件事称之为“中国自有外交和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方鸿渐又做了一件与买假文凭异曲同工的趣事。那是在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愈想把教英文的方鸿渐排挤走，好让自己的洋太太取而代之，便安排本系的几个学生到方鸿渐教的班上课，专挑他在上课或批作业时出现的纰漏错误，还故意提一些暗藏陷阱的问题，引诱他发表与英文系主任刘东方相左的看法，以制造两人之间的矛盾。方鸿渐不甘心如此为人鱼肉，便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直接找刘东方谈话。方鸿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去解释事情的原委，表白自己的冤屈，以致越抹越黑，而是变被动为主动，无中生有地指责刘东方上课挑他的毛病，还派三个学生来课堂上当侦探，又暗示这是韩学愈传出的话。这样不但把刘东方推到需要辩白、解释的被动地位上，还加深了刘、韩之间的隔阂。接着，方鸿渐又把韩学愈买假文凭的事兜露给刘；作为回报，刘东方把韩学愈鼓励学生呈递的请求撤换方鸿渐的公呈交给了方。这样一来，两人不但未结怨，反而结盟。方鸿渐的奇招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这样两件事，再加上方鸿渐对自己无意间说出苏文纨题扇诗系剽窃之作而开罪于苏一事的处理，可以证明，方鸿渐虽是一介书生，却深谙兵法韬略；虽承无用之讥，却绝非无能之辈。倘若无所顾忌，名利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逢迎拍马，他一样可以玩得游刃有余，绝不至于连饭碗都保不住。障碍显然来自他观念中尚未完全泯灭的道德意识。杜牧曾经这样表白过自己：“仆之所秉，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抑复见而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交语。”（杜牧《上沧州李使君书》）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方鸿渐的心迹写照。买假文凭违反道德，还带来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那方鸿渐何不去拿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凭呢？从方鸿渐日常谈吐所显示的聪明劲儿及其内心对世态人情的观察评骘、覃思精论所透露出的学识才力看，他拿个学位应当是不成问题。妨碍他取得这片“亚当、夏娃下身的树叶”的是他肚子里的那些学问与占统治地位的、为社会所承认的那种学问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作者在交待了方鸿渐是个“无用之人”后，紧接着举出的例证就是“学不了土木工程”。学不了并不等于说方鸿渐脑子笨，因为作者在这之前已交待过，方鸿渐在中学会考中国文得过第二名；而他给丈人写的慰唁长信还得到过点金银行文书科主任的极口称赞。这样的对比只说明方鸿渐的个性极不适应西方近代科学在逻辑实证基础上建立的那一套学术规范和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已藉着科学的飞速发展越出了自身的界限，制约着学者们对人文现象的认识。方鸿渐是不愿性灵受到拘束的。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具有中国传统智慧色彩的通会与颖悟。他的那些学问全是凭兴趣得来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是游心怡情的材料（方鸿渐在三闾大学教论理学——即逻辑学——时曾对论理学下过‘全是废话’的评语）。所以，他读大学时转了三个系，最后还是落脚在跟他自己一样“不讨厌却全无用处”的中国文学系。国外四年则换了三个国家的四所大学。留学变成了游学。而游学的结果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后来方鸿渐回到家乡小城所制造的演讲事件，实际上与他在留学中的表现有内在联系。演讲的前一天，他为搜集材料，预备讲稿，看了几部父亲翻出来的线装书和三、五本历史教科书。第二天上台演讲时因穿错衣服而找不到讲稿。心中一慌，讲稿中那些严肃正经的东西他忘得一干二净，而线装书里那些有关鸦片、梅毒的奇谈趣闻却在他脑中扎下了根。他只好拿这些既不合时宜又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来应付，弄得台上台下都十分尴尬。一次偶然的疏忽打破了校长和师生们为正统规范培养起来的“聆听期待”，也暴露出了方鸿渐对待学问的趣味主义态度。钱钟书用通俗文学手法写出的这个带有闹剧色彩的情节实际上象征了叛逆本性与社会规范的冲突。用后现代的批评术语解释就是，“个人话语”对“宏伟叙事”实施了一次解构。在做学问上与方鸿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梅亭。李在赴湘西履任的途中带了一只大铁箱。同行者偶然发现箱中除了预备带到学校倒卖的药物以外，就是一抽屉一抽屉卡片。抄写得工工整整，摆放得井井有条。对此，李梅亭颇为得意：“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系开课程。”同行的顾尔谦也极力奉承。方鸿渐心里虽很不以为然，但嘴上仍在迎合，称之为“真正科学方法”。的确，除了实验室以外，恐怕没有别的事物比这满抽屉卡片更适于象征科学昌明以来正统的做学问方法了。而钱钟书故意把这些卡片与被倒卖的药品放到同一只箱子里，并且让二者同时暴露出来，我以为也有某种寓意。这分明是在暗示，李梅亭这类人的学问和他那些药品一样，都是用来牟取私利的。而那只被反复写到的、给一行人添了许多麻烦的狼抗铁箱则可以说是现代人俗浊灵魂的象征。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方鸿渐并非懵懂到直到临近回国才意识到学位的重要，更不是无力拿学位，实在是一向就无心汲汲于此道。叙述者在第六章把“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说成是“学问的坟墓”，方鸿渐想必也会有同样的看法。3、荒诞的学业，荒诞的人生方鸿渐生于绅士之家，读过大学，留过西洋，